山东
一九四四年，秋。
扬泰公路旁的芦苇荡里，芦花被风卷得漫天飞，像下了一场不合时节的雪。公远处的村庄炊烟袅袅，一切看起来跟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
村民周国宾是溱头镇周于村人，家里世代种地，穷得叮当响。他爹在他十岁那年就去世了，娘一个人拉扯他长大，种着人家两亩薄田，一年到头连饱饭都吃不上。前年，组织上派他做地下交通员，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文件、报纸，还有接送过江的干部。
他这人平时话不多，但做事踏实，对革命事业十分忠诚，组织上信任他。
这天，组织上交代了个任务：去嘶马江边接一个从苏南过江的干部。
天还没亮，周国宾就摸到了江边。雾气沉沉的，江面上只听见渔船的橹声欸乃，跟平常日子没什么两样。
他蹲在芦苇丛里等了好一阵，才看见对岸划过来一条小船。
人接上了，是个瘦高个儿，穿一件旧长衫，脸上带着长途跋涉的疲惫。两人扮成老板和伙计，周国宾挑着一担小猪崽，那人跟在后面，说是去镇上卖猪。小猪崽在担子里哼哼唧唧，周国宾一边走一边哄着，脸上一点紧张的神色都没有。
一路无事，可走到扬泰公路周家楼附近的时候，前面忽然传来一阵皮靴声。
周国宾心头一紧，他瞥了一眼前方——五个日寇端着枪围上来，后面跟着两个夹着皮鞭的汉奸。周国宾把担子往地上一墩，脸上赶紧堆起笑，日寇队长走上前，上下打量了他们一番，目光在干部那件长衫上停了停，随后伸手在他身上乱翻。
翻来翻去，最终从干部贴身口袋里摸出一张折叠得方方正正的纸条。
周国宾扫了一眼。他心里跟明镜似的——那是组织上交给干部的重要情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暗语密码，什么‘一个’‘二条’‘三花’，每一个字都对应着部队的调动信息。
这东西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
日寇队长看不懂，把纸条塞给旁边的汉奸。那汉奸瘦猴似的，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凑过去看了半天，摇头说看不懂。
日寇队长哼了一声，把纸条在周国宾面前晃了晃，用生硬的中国话问：‘认得？’
周国宾心里飞快转了几个弯。
这纸条要是落到敌人手里就全完了。但他脸上不动声色，装出一副茫然的样子，搓了搓手说：‘老总，这是俺们做小猪生意的账本，记的是哪村欠了多少猪崽的钱，算账用的。’
日寇队长自然不信，对周国宾大声怒斥起来。
周国宾脸上露出几分委屈，声音都带了颤：‘太君，俺们做小猪生意的，哪懂什么密码不密码。这账本上记的都是猪崽的斤两、价钱，俺们庄稼人，认得几个字，还能写什么密码？’
汉奸见他不交代，脸色沉了下来。
日寇队长猛地一脚踹在周国宾腰上，他闷哼一声蹲了下去。皮鞭一鞭一鞭抽在身上，声音在空旷的公路上格外清脆。
路过的庄稼人早就躲得远远的，没人敢管这闲事。
周国宾疼得浑身冒汗，额头上青筋暴起，咬紧牙关不吭声。日寇吼着让他交代，他只是抬起头，嘴角渗着血，一字一句地说：‘太君，这是俺们做小猪生意的账本。不瞒您说，俺们日子过得紧巴，欠了人家几户猪崽钱，这是欠账单，求太君放了我们吧。’
一鞭接一鞭，他一遍又一遍地说，声音越来越沙哑，却咬得越来越清楚。日寇打累了，停下来喘气。
周国宾瘫在地上，抬起头笑了笑：‘太君，俺们真不知道什么密码……’
日寇队长见他嘴像铁打的，又翻了干部身上所有东西，除了一张纸条，再没找到别的。他狠狠瞪了周国宾一眼，对两人挥挥手说：‘放了！’
周国宾强撑着站起来，腿有些发软，但他站稳了，冲干部使了个眼色。两人挑上那担小猪崽，一瘸一拐地下公路，消失在芦苇荡深处。
风还在吹，芦花依旧漫天飞。
周国宾回头望了一眼扬泰公路，日寇的岗哨已经撤了。他低下头，摸了摸干部身上——那张纸条还在，安然无恙。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才觉得身上的伤一处一处地疼起来，后背早被血浸透了。
他心想，幸亏没露馅，不然这么多同志的心血就全白费了。
后来有人问起这事，周国宾总是笑笑说：‘没啥，那时候谁怕死啊，可情报比命要紧。’
这个刚从贫苦农家走出来的年轻交通员，用一张‘欠账单’，骗过了日寇和汉奸，保全了党的机密。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里，像他这样的地下交通员，不止一个。
那些默默无闻的地下交通员，用智慧和胆识，在看不见的战线上，护着党的秘密，护着革命的星火。
他们没留下多少名字，可他们的故事，像江边的芦苇，年年岁岁，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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