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先富帮后富与车挺商榷，孙玉良：应由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兑现承诺

文｜孙玉良

最近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先富带动后富：不是道德，不是情绪，是议价与契约》，与北京学者车挺老师交流，他支持文中观点，认为“我们不能道德谴责，也不能情绪绑架，得回到谈判与契约，作为政府提供这种平台，赋予后富者谈判的权利和平台”，按他的观点：先富与后富的共同需求是社会秩序稳定，先富可以提供资金技术等，后富是社会秩序稳定的基石。“先富帮后富”通过契约解决，“允许先富与后富谈判，政府只是裁判与平台提供者”。

对于文中观点及车挺老师的见解，我是不敢苟同的。“先富论”自改革开放之初被提出以来，已经走过了四十多年的历程。今天回望，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做到了；但“先富帮后富”，却远未兑现。用“契约”精神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建立在先富者与后富者之间存在心照不宣的约定基础上，先富者有责任和义务回馈社会。这种说法听起来温情，实则经不起推敲。因为市场经济中从来不存在一份名为“先富帮后富”的契约，有的只是资本的逐利逻辑与马太效应，怎么能指望“先富者”自觉帮助“后富者”呢？

“先富帮后富”的构想，暗含着一个假设：财富会像水一样从高处流向低处，先富者出于道义或社会压力，会主动带动后来者。然而，市场经济的现实恰恰相反。一位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纯市场经济下先富不可能带动后富，先富群体会不断增加收益，后富群体会不断承担成本。”这一判断并非道德批判，而是对市场机制的冷峻描述。资本的逐利本质驱使其追求更高回报率，而非更公平的分配。当先富群体通过资本积累获得市场支配地位后，他们倾向于设置壁垒、垄断资源、加固阶层壁垒，而非“抽梯子”让后来者爬上来。如果说“契约”存在，那它也不是先富者与后富者之间的约定，而是资本与利润之间的约定。我们看到的残酷现实是：先富起来的人并不愿当“慈善家”，有的当“守财奴”不露富；有的润到外国转移财富；有的为富不仁，大肆挥霍，不但不帮穷人还看不起穷人，鄙视穷人。

相信“先富帮后富”可以通过某种契约自发实现，本质上是把社会公平的重担，压在既得利益者的道德自觉上。这既不现实，也不公平。不现实，是因为资本的本性是扩张与增殖，而非让渡与回馈。指望先富者主动“帮”后富，等于指望一个正在赢得比赛的选手主动放慢脚步等后来者。这在竞技场上不可想象，在市场上同样罕见。我认为：“先富帮后富”应由党和政府通过政策调节兑现承诺，依靠制度的力量来调节“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先富者”的道德自觉。

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当“先富帮后富”被理解为一种道义期待而非制度约束时，先富者不帮，顶多是“不够高尚”；后富者未富，反倒成了“等待施舍”的被动者。这掩盖了一个根本事实：先富群体的财富积累，本身就在相当程度上依赖于特定的政策环境、资源分配和社会成本分担。比如农民以“交公粮”的方式为国家工业化输血半个多世纪，工农产品剪刀差抽走了农村的大量剩余。今天的“先富”，并非在真空中凭个人奋斗凭空而来；今天的“后富”，也并非仅仅因为不够努力。

因此，党和政府的政策调节，才是兑现承诺的唯一路径。“先富帮后富”不是一个道德倡议，而是一个政治承诺。承诺的主体是党和政府，兑现承诺的责任，自然也应由党和政府通过政策调节来承担。这并非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而是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市场负责效率，政府负责公平。国家必须通过税收、法治和道德引导，把先富者培养成慈善家和社会财富的受托人，兑现当初所发下的誓言。具体而言，政策调节至少应在三个层面发力：

其一，再分配制度的刚性化。当前中国再分配机制的短板十分突出。全部税收中直接来源于个人的部分不足10%，几乎无居民财产税，税后基尼系数改善有限。这意味着，收入分配调节在制度层面远未到位。累进税制、资本利得税、遗产税等工具的缺位或弱化，使得先富群体的财富可以轻易实现代际传递，而阶层固化由此加剧。党的“二十大”明确要求“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方向已然清晰，关键在于落实。

其二，社会保障的底线化。“先富帮后富”最直观的体现，不在于把富人的钱分给穷人，而在于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活得有尊严、有保障。我提出的“全民最低退休金制度”正是这一思路的体现：为所有老年公民划一条体面生存的底线，通过中央财政统筹，让农村老人摆脱“一两百元养老金连买药都拮据”的窘境。将“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向待遇较低群体倾斜”写入“十五五”规划，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起点太低，步伐仍需加快。

其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不仅加重了民众负担，更在事实上将一部分人排除在“致富可能性”之外。当农村儿童无法获得优质教育，当低收入群体难以享受基本医疗保障，所谓的“后富”就失去了能力基础。政府引导的核心，不是替市场选择赢家，而是确保每个人都有参与竞争的基本能力。

“先富帮后富”的真正困境，从来不在于先富者“不愿意”，而在于制度“不作为”。把希望寄托于先富者的善心，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幻觉；把责任推给“契约”的模糊约定，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对整个社会有过“共同富裕”的承诺。这个承诺的兑现，不能依靠资本的仁慈，不能依靠道德的感召，只能依靠政策的刚性调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在于造就出多少亿万富翁，而在于通过合理的分配制度，让每一个普通人都活得有尊严、有保障、有奔头。“先富帮后富”不是一份需要先富者签字画押的契约，而是一份党和政府对全体人民的政治承诺。兑现它，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不容推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