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守常：怀念郑天挺先生

郑毅生(天挺)先生是我的老师。解放前我在北京大学史学系上学时，他是我们的系主任。我听过他讲授的“明清史”和“历史研究法”。他对我个人还有多次关怀。值此纪念他百年诞辰的时候，更使我怀念无已。

他道德高尚，不论是私德、公德，人无闲言。他学问渊博，古今贯通，文史兼治。他勤于治事，又善于治事。我在校那几年，校长是胡适先生，没有副校长；郑先生任秘书长，总揽全校行政事务，实际上是常务副校长。史学系主任姚从吾先生，复员不久，就作河南大学校长去了，谁来接系主任呢?当时向觉明(达)先生呼声颇高，但向先生坚决不干。那时学者都愿意自己作学问，不愿意当“官”干管理，于是这项不受欢迎的差使就又落在郑先生身上，真是百忙中又添上一忙。在担任系主任的几年间，没听说系领导的工作出过什么问题，也没听说和哪位教授有过矛盾、闹过意见，他能团结人。

他坚持讲课。他讲课都是有准备的，这听得出来；他把备课的材料带到课堂上来，也都看得见。那是他在一天忙于校务之后，晚上在家开夜车赶出来的。他讲课条理清楚，内容丰富细致，且有头有尾，全始全终，给我们以完整的知识。

郑先生爱护学生，支持同学们的进步活动。

北京大学图书馆素以藏书丰富见称，但缺乏进步书刊。同学们要求订一份《文汇报》,馆长毛子水(准)先生都不准。于是同学们自己办起了一个“孑民图书室”。胡适校长认为学校已有一个很好的图书馆，同学们何必再另搞一个?心知有异，不予支持。胡校长如此表态，郑先生在场，而郑先生却另外悄悄地拨给需要的房子和桌凳等，遂使同学们自己筹建的这个小图书馆得以顺利开张。这个馆虽小，当时在北京大学的校内和校外所起的作用可并不小。

那几年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北京大学又是学运中心，面对国民党的镇压，时有险情。郑先生作为学校的一位主要负责人，总是出来保护学生。

1948年春的反迫害运动，一直延续了两三个月。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发出传票，要逮捕北大学生自治会主席柯在铄等12名同学。时胡适校长在南京参加蒋介石的所谓“行宪国大”选总统，郑先生代表学校与之周旋，并把他们提出来的黑名单及时通知学生。学生鸣钟报警，在民主广场(红楼北面的大操场)紧急集合，把被传讯的同学围在中央、坚决不许来捕人，高呼“一人被捕，集体坐牢”,“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不断，迫使陈继承未敢进北大捕人。但在当夜闯入北平师院捕去8名学生，并打伤多人。次日，愤怒的学生到新华门向北平行辕请愿，各大学集合来的达六七千人。郑先生，还有其他大学的负责人，奔走其间，进行交涉。郑先生，还有训导长贺麟先生，到警备司令部去找陈继承，在门口遇见北平市长何思源，何悄悄地告诉郑先生：陈继承在傅作义那里碰了钉子啦。那时傅作义刚就任华北“剿总”司令官，说陈不该在他刚上任的时候来惹学生，添麻烦(见郑先生当夜写给胡适校长的信)。郑先生心里有了这个“底”,就敢提高并坚持要求的条件了，于是经过一天的紧张交涉，不但师院被捕的8名同学获释，北大的12名同学也不再传讯，大获全胜。

接着在6月又发生“反美扶日”运动，学生游行队伍在东华门外被荷枪实弹的军警截住，学生要冲过去，军警以开枪相威胁，现场形势很紧张。郑先生闻讯赶来，在两者之间说合交涉。那时学生游行，有地下党的领导，能放能收，见机而退，避免了一场流血。而郑先生亲身折冲其间，不避危险，也使人难忘。

这年8月19日，国民党在报上公布黑名单，要大批逮捕学生，郑先生也是尽力保护的。例如史学系同学戴逸，暑假回家，时在上海，郑先生去信提醒他注意，他遂去了解放区；否则，他若贸然返校，就有被捕的危险。

1948年12月17日是北京大学五十周年校庆，学校早已着手筹备，要大肆庆祝一番。这年下半年“大决战”的形势发展很快，东北解放，大军入关，直指平津。校庆正日前两天，即12月15日，胡适校长飞走了。17日，西直门外传来清脆的枪声，北平城外的解放军已合围。这一天，北大校庆纪念还是开了一个会，在校长办公室的院子里举行的，我去了，到的人不多，正房万民堂前的台阶工作主席台，汤用彤先生主持开会，我记得郑先生是也在主席台上的。

北平即将解放，学校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护校”,即保护学校不受损失。郑先生久任秘书长，总揽学校行政事务，是北京大学的大管家，对“护校”来说，他是处在关键位置上的一位学校负责人。那时城内在东单练兵场又修了个小飞机场，陆续有人由此飞走。北大就有图书馆馆长毛子水先生，带着供胡适校长研究用的《水经注》某某种善本，飞走了。郑先生会不会也走了呢?这是全校师生员工最为关心的，一天，民主墙(民主广场西面长墙是集中贴壁报的地方，同学们称之为民主墙)上贴出郑先生的谈话，那是对去访问他的同学说的，内容主要是他决不走，一定和大家一起保护好学校。我印象特别深的是这样几句话：他说他平生注重“敦品”,意即信守诺言，决不会说不走而又走了。“敦品”这两个字特别大，比拳头还大，抄写的同学特意用这种方式传达出郑先生的加重语气。郑先生的这一谈话公布之后，在北京大学，上上下下，起了很大的稳定作用。不久北平解放，北大接管，未听说出过什么问题，可以说顺利，圆满。我那时已转入图书馆专修科，照常开学上课，亲身感受到的是：一点也没乱。这其中，郑先生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联想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尽力于安排师生南迁，胜利后他先期北归，尽力于学校复员，这一次保护学校，迎接解放，可以说，他又一次为北大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记得当时北大学生自治会送给他一面大红绸子作的旗子，大书“北大舵手”,上款写“郑秘书长”,是对郑先生为北大全校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

曾经有过这样的说法：郑天挺和胡适关系密切。这话有其一定的根据。郑先生早年在北大上学时，胡适已是北大教授，有师生之谊。以后又长期在北大共事。特别是解放前这几年，胡是校长，郑先生是秘书长，胡校长的办事能力，用傅斯年的话说，是“真不敢恭维”的(蒋梦麟《忆孟真》),于是郑秘书长就成为胡校长的得力助手，郑之尽职尽力是会得到胡的赞赏和信任的。那时常看见郑先生出红楼前门向东走去，那是到东厂胡同胡校长住所去谈校务(那时毛子水先生也常去胡校长家，他是去陪胡太太打牌的，人们戏称毛先生为”胡公馆行走”;而郑先生是没有坐下来“打八圈”的闲暇的)。至于在松公府北大办公总部，更是随时晤谈的。不过，郑先生并非事事和胡校长同心。例如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就不一样，郑先生是同情学生并予以支持和保护的。到解放前夕，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前途的“大决战”已到关键时刻，政治形势是非国即共，已无第三条道路可走。胡校长飞往南京，选择了前者；而郑先生则选择了后者，他毫不含糊地说：“我当然不走”(郑先生自传)。从郑先生一生的立身行事来看，他“敦品”,他如此果断地作出“不走”的选择，是合乎他的思想发展的逻辑的，合乎情理，顺理成章。

郑先生关怀北大，关怀北大师生。我，作为北大的一个学生，是也亲身感受到郑先生的关怀的。

1948年夏，我在史学系毕业了。郑先生找我谈话，和我商量考研究生的问题。我那时已安了家，为此已在我的母校北平私立山东中学兼课两年半，郑先生知道这情况。他说，研究生的钱比本科生的“公费”(那时公家发给学生的生活费)多，但不知够不够我养家的，因为研究生不许在外兼课。我算了一下，不够，研究生念不成。郑先生又说：北京图书馆的王有三(重民)先生来北大创办图书馆专修科，在文史各系毕业生中招收十名学生，不限制学生在外兼课，建议我可以考这个专修科，有王有三先生讲授“目录学”,赵斐云(万里)先生讲授“版本学”,即使将来不作图书馆的工作，这对作学问也是很有用的功课。学校为了表示支持，还拨给一个“公费”名额，我若考得好，争取到这份“公费”,还可以添补家用。郑先生为我考虑得周到，亲切，使我铭感不忘。我于是转入了图书馆专修科，大约考分不低，果然又获得了一份“公费”。王赵两位先生的课讲得极好，使我深受教益。我继续是北大学生，还可以继续使用北大图书馆。只是解放后，我在山东中学作政治教员、教导主任，越来越忙，实在来不及到北大上课了，王有三先生为我办了休学手续，希望我有了时间再复学以完成学业。我还保留着王先生为此写给我的信，但我后来一直未能复学。不过由此使我和这两位先生熟识起来，在以后的许多年中，继续得到过他们的教益。

194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建馆需人，郑先生推荐我，同时写信给我征求意见。记得该馆一位负责人事的同志，穿着旧军装，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干部，到山东中学找我谈过一次。他说是坐班制，很强调工作纪律。我想这样太没有机动时间，连图书馆专修科每周两次的课也不能去听了，中学的事一时也不好放下，所以未就。

后来我到北师大任教，也是出自郑先生的推荐。1952年院系调整前，辅仁大学历史系主任柴德赓先生要“明清史”教师，向郑先生要人，郑先生推荐我。这是事后柴先生告诉我的，还说“郑先生老夸你”;当时只是由余让之(逊)先生传话(余先生是我北大毕业论文的导师，也在辅仁有课，和柴先生很熟)。我向山东中学党支部报告可否去辅仁的事，书记说不能走，因为北京私立中学都将改为市立，怕一时出现混乱，主要干部要严阵以待，这事便搁下了。山东中学改为北京市立三十中学。同时大学院系调整，辅仁大学拼入北京师范大学，柴德赓先生仍为历史系主任。第二年，即1953年，市教育局对各中学全面调整，三十中学因校舍狭窄，取销高中，调走一批教师。我仍经由余让之先生重申前议，遂调来北师大。我这时刚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中国近代史纲要》,系里也正要成立“中国近代史”教研组，遂派我参加了这个组。迟了一年，便未能以从郑先生学过的“明清史”为专业，否则，会更多地向郑先生请教，更多地获得他的教诲的。

院系调整后，郑先生到天津南开大学去了，不在一个城市，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也还有书信来往。我还有郑先生来信的一个封皮，不记得是什么时候的了，也不记得是为什么写的信，总归是答覆我请教的什么问题的。这样一个写给学生的信皮上的字，也那么规范，好看，也反映郑先生为人和待人的一丝不苟。这信皮是我无意中留下来的，恩师手泽，已成为我的珍贵的纪念品了。

1980年12月在济南参加义和团学术讨论会时，听说郑先生入了党了，一时哄传。我也很高兴。这标志着郑先生一生立身行事，正派无私，总是朝着进步的方向走过来的；终于在81岁高龄的时候进入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这是党从政治上对郑先生的充分肯定。

我想，我见到郑先生，要热烈地向他祝贺。京津不远，以为见面不难；不想蹉跎经年，竞传来郑先生以微疾逝世的噩耗，深感悲痛。追思几十年来的师生情谊，使人不能忘怀；先生一生执教治学的崇高成就，更使人景仰不已。当时同在北师大工作的吴世俄、张文淳，都是曾受教于郑先生的北大史学系同学，我们商量参加郑先生的追悼会，并送一挽联，词是我拟的。继又接到南开来信，丧事从简，挽联遂未送出。吴张两位老同学也已于前几年相继病故。若他们尚在，我们共同写这篇怀念郑先生的文章，会写得丰富的多。例如吴世俄到辅仁大学任教是郑先生介绍的，张文淳之分配到北师大工作，也和郑先生的关照有关。郑先生的关怀学生并不是到毕业为止，毕业后的工作问题也是时刻放在心上的，不止是对我一个人如此。而现在却是我一个人写这篇怀念文章了。我们三个人挽郑先生的联语我还记得，现在写在下面，还算是我们三个，或不止我们三个，对郑先生的纪念罢：

一代师表，我师不死；

平生史学，历史长存。

——1999年11月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来源：《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