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清党的钱谁给的？江浙财阀首笔300万，青帮出人

1927年2月，江西九江，北伐军总司令部行营。一位年近六旬的老者风尘仆仆地从上海赶来，随身携带的不是什么军事机密，而是一张300万大洋的银票。

他叫虞洽卿，上海总商会会长、荷兰银行买办、宁波旅沪同乡会的领袖。他要见的，是他的宁波同乡——蒋介石。

寒暄过后，虞洽卿问了一个直白的问题：“你说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真要帮助穷人吗？那我这些人怎么办？”蒋介石的回答更加直白：“穷赤佬怎么靠得住？”一问一答之间，一桩改变中国命运的政治交易，就此敲定。

这笔钱，就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本钱。

一、财阀为什么选中了蒋介石？

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从两湖打到江西的时候，兵锋直指上海了。但是江浙财阀们翻开《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看到的是不仅仅只是消灭军阀那么简单，还有驱逐列强收复租界，收回一切主权。

“消灭军阀”他们举双手欢迎，“收复租界”，这可是戳在他们的命门上啊！这些资本家的产业，大半都依赖着上海租界的特殊的地位。租界是战乱年代最安全的一个避风港了。北伐公开说要“驱逐列强去收复租界”，就是想端他们的饭碗。

他们更恐惧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在1926年秋天到1927年的春天，上海的工人们在中共领导下连续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

工人罢工的事候此起彼伏了，工厂停工了，码头也停运了，使这些资本家们的损失都非常的大了。他们非常需要一个“强者”来镇压这些工人运动以保护租界的利益，在这个时候蒋介石露出了他反共的面目的时候就被选中作为最好的人了。

在这个情况下，蒋介石自己也是非常为难了。汪精卫从国外回来以后就担任起了孙中山总理遗嘱领衔起草人的身份，无论是他的资历还是声望，都要比蒋介石来得大了。

蒋介石唯一的可以依靠的就是军队了，可这需要钱来养啊！更重要的是他以前一直依赖苏联的财政援助，在1924年到1927年间总共获得了大约300万卢布的援助，拿了自己的钱就要受到苏联的制约了。蒋介石想摆脱这种依赖，必须找到新的“钱袋子”了。

这时候他们双方的需求就配合得好像是特别的一样了。虞洽卿在1926年底到1927年两个月的时间里从上海秘密赶到南昌和蒋介石达成了一个协议：当蒋介石到了上海或者是南京的时候就可以得到六千万银元的贷款，条件是反共。“消灭军阀”他们是欢迎的，“收复租界”的话他们就害怕了。这说明这笔钱一开始就定了它的用途，是用来买一张镇压工人的“保单”。

二、真金白银从哪里来？

协议只是纸面上的承诺，真正把银子送到蒋介石手里的，是一整套精密的金融操作。

1927年3月26日，蒋介石率军进入上海。当晚，虞洽卿就赶到龙华，与蒋介石商议组建“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的事宜。这个委员会名义上是财政机构，实际上是替蒋介石筹措军饷的“筹款机器”，主任委员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担任，成员囊括了虞洽卿、钱新之、秦润卿等江浙金融界的头面人物。

钱来得比想象中更快。4月1日，距离“四一二”政变还有11天，上海商界和银行界就给了蒋介石第一笔资助——300万大洋的短期贷款。这不是慈善，这是一笔精心计算过的“投资”：用300万大洋，买一张镇压工人运动的“保单”。

政变之后，蒋介石胃口更大了。4月9日，“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正式成立，首先就是为重返上海的蒋介石筹措军政经费。“四一二”的事变刚刚发生，这个“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就已经开始运作起来了。

此后，蒋介石每月的军政开支不下1000万元。催钱的电报一个接一个地飞到陈光甫的办公桌上，都是陈光甫拿着蒋介石亲笔写的信去找上海商业联合会筹款，最后又弄到了500万元。“应急款”就只有这些了，真正的大头就是公债了。

1927年5月1号，南京国民政府发出了第一笔公债——“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总值是3000万。这个钱的担保来源就是上海江海关每年多出来的两个半百分的钱。“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

这短短的两个月之内，江浙这些财团通过银行垫款和买“国家二五附税国库券”，给蒋介石提供了高达1360万左右的资金。这个数字比苏联在1924到1927年间给国民党的全部钱加起来都多。“蒋委员长”再也不需要看着莫斯科的脸色了。

三、公债背后的制度设计

江浙财阀利用一个精密的制度来确保他们把“投资”的钱要得到回报。江海关每年所多出来的两个半百分的钱，“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担保来源就是这样一个。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这个东西是交给什么人保管呢，就交给基金保管委员会了，这样就可以控制住公债的还本付息。他们把这笔钱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更重要的是一些人事上的渗透，“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总经理叫钱新之，1927年的时候他出任财政部次长。“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副总经理是张嘉璈，后来他又成了铁道部长。

还有陈光甫，在这个时候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的工作，这些都是江苏浙江的一些财阀里面一些最有权势的人了。他们就带着商业的逻辑和想法进入了南京政府的一个决策层。“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公司法》，“票据法”这些经济法规，大大的反映了他们的利益要求。

但是这种“联姻”是从一开始就不是平等来的，在这个时候蒋介石把江苏浙江一些财阀看成是他的提款机。到了1935年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对付白银危机的时候，就让中国银行里边有百分之五十的官股了，当时张嘉璈就被迫离开总经理的职务了。

“江海关二五附税国库券”的那些人辛辛苦苦打好的金融王国，最后都被四大家庭拿去了。当初掏钱去支持蒋介石的人到最后发现他也是被“清”出去的一个了。

四，“枪杆子”与“钱袋子”之间建立起了血色的同盟。

回看这段历史，有一个细节值得深思。

“四一二”政变中，冲在最前面屠杀工人纠察队的，不是蒋介石的正规军，而是黄金荣、杜月笙控制的青帮流氓。他们被组织成“中华共进会”，冒充工人袭击工人纠察队，为国民党的清党行动提供暴力支持-25。金钱买来了暴力，暴力服务于金钱——一个完美的闭环。

江浙财阀们花了1.36亿元，换来了什么？短期看，他们得到了工人运动的镇压、租界的安全、以及公债承购带来的高额回报。但长期看，他们扶持的是一个不受制约的军事独裁政权。这个政权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里，不断向他们索取，直到把他们榨干为止。

1927年的春天，虞洽卿带着300万大洋走进蒋介石的行营时，他大概不会想到，这笔“革命善款”会开启怎样一个血腥的时代。但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当资本选择与暴力结盟来对付人民的时候，它最终也将被暴力所吞噬。

钱袋子撑起了枪杆子，枪杆子镇压了人民，而人民——人民最终推翻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