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光的你｜课堂为“战场”，校牌作丰碑

本文转自：人民网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在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一块简朴的墓碑前，常有后人默默献上一束白菊，碑上刻着的名字是李恩举。从这里向东北百余公里，是榆树市大坡镇，他出生的地方。

李恩举，原名李晋三，1893年出生于吉林省榆树县大坡镇。幼年读私塾，1912年考入榆树高等学堂，后因家境艰难辍学，辗转舒兰法特一带任教。在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一个乡村教书先生本可以守着三尺讲台安稳度日，可“九一八”的炮声改变了一切。

1930年，李恩举举家北迁黑龙江佳木斯，投奔妹夫董仙桥，董仙桥推荐他到西门小学任教，后任校长。就在这里，一次次关于救亡图存的深夜长谈，让他认准了共产党。

1933年秋，经中共河北省委东北建党特派员苏梅、李向之介绍，李恩举加入中国共产党。与他同时入党的，还有妹妹李淑范、李淑云和妹夫董仙桥——四人组建了佳木斯市第一个党的地下组织。此后，李恩举任中国共产党下江特委交通站负责人；1935年后，党组织将他转至距佳木斯40多华里的敖其小学，公开身份仍是校长，党内任敖其党支部书记。

敖其离汤原县较近，便于同抗日游击队接触。从此，这位“校长书记”以学校为掩护，白天上课，夜里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第六军传递情报、转送物资、筹集资金、输送干部、救治伤员。仅1937年，他们就为抗联筹集运送被服、鞋帽六七百件，油印机5台，还有大量的纸张、药品和电讯器材。上级给的钱不够，他贴工资、想办法；实在周转不开，就把家里唯一一块能换钱的园田变卖。“宁可我一家冻死、饿死，也要给抗联队伍提供更多的物资。”他说。

地下斗争的凶险，常常系于一念之间。特派员苏梅一次执行任务归来遭遇日军宪兵巡逻队，滚进路旁深沟隐蔽，手脚严重冻伤化脓。可城里医院“不见病人不开方”，外用消炎药控制极严。为把药买出来，李恩举的儿子、地下党员李桂芳咬牙砸伤了自己的脚，父亲就推着独轮车，三天两头驮儿子进城“看病抓药”。经过20多天医治，苏梅的冻伤和李桂芳的脚伤，一起好了。

他还秘密发展党员，把自家天棚改成一处“活机关”——抽屉式的梯子一踩就上，梯子抽上去正好堵住天棚窟窿，外人不易发现。多少个夜晚，革命同志和伤员就在那方寸天棚上安然藏身。

1938年春，日本侵略者加紧对东北抗日力量镇压，发动“三·一五”大搜捕。因叛徒告密，敖其党的地下联络站遭到破坏，李恩举被汤原日本宪兵队逮捕。敌人软硬兼施：灌辣椒水、坐老虎凳、竹签刺指、火烤、电刑……一轮又一轮，一次比一次狠。遍体鳞伤的他，始终没有吐露半个字。敌人挖空心思，一无所获。

1939年春，李恩举在狱中因组织斗争被活活折磨至死，时年46岁。李恩举在狱中的七言绝句《丹心》中写道：“九曲黄河我摇篮，中华儿女意志坚，人生不忘亡国恨，留取丹心照世间。”

把家门变成了交通站、把课堂变成了战场。解放后，佳木斯人民为烈士敬立纪念碑；东北烈士纪念馆悬挂着他的遗像，将他的事迹展出。2005年7月2日，李恩举安葬于长春革命烈士陵园。2020年9月2日，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李恩举入选第三批著名抗日英烈、英雄群体名录。2024年9月，他曾经工作过的敖其赫哲族学校更名为“恩举小学”，敖其联络站展览馆同期揭牌。

从榆树乡间走出的那个书生，名字永远刻在了家乡的墓碑上，也留在了一所小学的校牌上，当孩子们在“恩举小学”的操场上仰望国旗，那个以校长身份为掩护、在酷刑前不肯低头的共产党人，就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