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0年前，晋东南为何是文明的十字路口

沁河在太行山中绕了一个“几”字形的大弯。4300年前，一群先民在这道河湾北岸的高台上，夯土筑墙、挖壕为城，留下了一座百万平方米的聚落——这，就是沁水八里坪遗址。9月27日，“文明的十字路口——沁水八里坪”专题考古成果展开展，这些深埋于黄土之下的遗存——陶器、玉器、动物骨骼、石器等，在山西考古博物馆正式与公众见面。

八里坪遗址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郑庄镇，坐落于沁河东岸的高台地上，遗址面积不小于100万平方米，是山西高原东南部已知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核心聚落。该遗址自2020年纳入国家文物局“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以来，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了连续五年的系统调查、勘探与发掘，发掘面积达2600余平方米。此次展览由山西省文物局指导，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西考古博物馆）、山东大学考古学院等单位主办，并特别借展河南孟州禹寺遗址和山东尹家城遗址出土陶器，以直观呈现史前时期各区域间的文化互动。这也是该遗址考古新成果首次以系统化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接下来，就让我们在一件件珍贵文物中，走进八里坪遗址。

为什么要研究八里坪？

中华文明探源，绕不开一个核心问题：多元文化是如何走向一体的？

以往，学术界目光多聚焦于晋南陶寺、豫西二里头等核心区域。然而，在核心区之外，那些处于地理边缘、却恰恰是文化交汇地带的聚落，同样扮演着关键角色。八里坪遗址正是这样一个“边缘中的枢纽”。

从地图上看，八里坪所处的位置极为特殊：向东，越过太行山便是华北平原；向南，直通郑洛地区；向北，连接晋中盆地乃至更广阔的北方地带；向西，则是陶寺文化核心分布的晋西南。四方文化在此交汇，八里坪正处于这样一个十字路口上。

展览项目负责人赵辉在展厅为公众答疑解惑时指出，晋东南与晋西南虽然同处山西，但在史前时期文化面貌差异显著。从运城到晋城，至今没有直达铁路，需绕行太原，这种地理上的阻隔，在4000多年前同样存在。晋西南走的是陶寺——三里桥文化系统，而晋东南则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八里坪的发掘，正是要回答：这个相对独立又处于交通要冲的区域，究竟是通过什么模式，融入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大格局？这也正是八里坪遗址被纳入“考古中国·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项目的根本原因。它要解决的，不是某一个遗址的兴衰，而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一个关键节点如何运转的问题。

展览项目负责人赵辉在展厅内为公众介绍展览的亮点和看点

一座山沟里的“宫城”

如果你想代入式地了解八里坪遗址，不妨先来到展厅中央，去看该遗址的聚落复原图。在这块巨大的沙盘上，先民们4000多年前的生活布局铺陈开来。

遗址坐落于沁河河湾北岸的高台地上，西侧临河，东侧为陡沟，北端庙科村方向有一处垭口，是控制进出遗址的主要通道。整个遗址地势北高南低，中心区最高。据赵辉介绍，该遗址有内、中、外三重环壕拱卫的建筑区，其中内壕之内有一组宫殿式建筑，面积500余平方米；中壕之内另有两组大型夯土建筑。整个中壕与内壕围合的区域面积约5.5万平方米，功能上类似陶寺遗址的“宫城”、石峁遗址的“皇城台”，是聚落中最核心的权力空间。

“八里坪遗址的考古工作是具有连续性的，2023年-2024年，在该遗址中发现了名为FJ2的建筑基址，2025年在FJ2东侧发现出另一处同时期的建筑基址FJ3。根据解剖结果显示，两处基址的营建方式如出一辙：先开挖基槽，再以纯净的红褐色、黄褐色土逐层夯筑，共达十一层，而后开挖柱洞、铺垫地面。这种严整的工序与考究的用料，绝非普通民居所能比拟。”赵辉说。

环壕之外，聚落内部功能分区明确：北部为墓葬区；南部为普通生活区，发现窑洞式房屋、陶窑，以及一处约3000平方米的公共广场，用红褐色古土壤铺垫而成；此外还有制陶作坊等功能区。整个聚落“内外有序、功能分区”，已远非普通村落可比，显示出4300年前严密的社会规划能力。从面积差看，陶寺早期宫城约13万平方米，石峁皇城台约8万平方米，八里坪核心区约5.5万平方米——这一级差与其聚落等级是匹配的。八里坪遗址面积达100万平方米，是晋东南地区已知规模最大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核心聚落，其“宫城”虽小于陶寺、石峁，却正与其区域中心的地位相称。

4300年前的家养黄牛

在以往的资料中，黄牛、山羊、绵羊、马，这四种今天常见的家畜，都不是中国本土起源，而是从西亚传入的。八里坪遗址中出土的黄牛遗存，为这些“外来户”何时进入中原腹地提供了关键证据。

展柜中，遗址出土的黄牛牙齿和骨骼陈列其中。据赵辉介绍，经山东大学王华教授团队形态学鉴定、北京大学玉鹤老师团队DNA测定，确认这些骨骼属于距今约4300年的家养黄牛——这是目前国内发现较早的黄牛饲养案例之一。

除了家养黄牛，先民也充分利用周边山地的野生动物资源。遗址中出土了棕熊的下颌骨、东北虎的骨骼，猪骨则非常常见。研究人员对遗址中出土的全部猪骨进行鉴定后发现，八里坪的猪分为两种：体型较大的和体型较小的。这暗示当时可能采取了一种野猪与家猪混合饲养的模式。

除了动物骨骼遗存外，考古人员还在八里坪遗址发现了粟、黍等旱作农业遗存。两者结合起来，初步勾勒出一幅复合型的生业图景：先民以农业为本，同时狩猎、采集、饲养，因地制宜，就地取材，获得了生存与延续的保障。

白陶鬶足背后的“人群迁徙”

展览中，一件白陶鬶（guī）足同样值得驻足。这种器物是海岱地区大汶口至龙山文化常见的器型，此前距离山西最近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安阳市，而八里坪遗址中发现的此类器物可以说是在山西的首次出土。

白陶鬶足是流行于黄河下游海岱地区（以山东为中心）的典型陶器，它能在山西出现，不仅仅是“文化传播”那么简单。赵辉表示，或许是东西传了过来，或许是人走了过来。“这些外来人口把制陶技术、印花传统带到八里坪，又用本地的陶土、本地的资源加以改造，或许就是用本地陶土烧制出了白陶鬶足。”当然，关于这件白陶鬶足是否是本土化制作，还需要考古工作人员进一步对陶器材质进行分析和化验，这也是科技考古的魅力，让4300年前的细节逐渐清晰。

从“多元”到“一体”的关键拼图

八里坪的价值，最终要放回中华文明探源的大坐标中衡量。

赵辉指出，众多考古发现和发掘成果显示，八里坪遗址之所以能在4300年前成为中心聚落，重要原因是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它并非被完全同化，而是在本土资源与技术传统的基础上吸收外来因素，重新构建了一种新的文化认同——这正是“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换言之，中华文明的形成，并非只是核心区向外辐射的单向过程。像八里坪这样处于交通要道上的区域中心，在吸收四方文化之后，又将其消化、改造、输出，成为文明整合的“催化剂”和“中转站”。它让我们看到，“一体”不是消灭“多元”，而是在多元交流中形成新的共同认同。

当观众驻足于这些4300年前出土的文物之前，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史前聚落的兴衰，更是一个文明如何在多元交汇中走向一体的早期图景。八里坪遗址的发掘与展示，填补了晋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研究的空白，也让太行腹地在中国文明起源进程中的独特角色，变得清晰起来。

来 源：山西晚报·山河+记者孙轶琼

责任编辑：秦小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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