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人,一周之内,伊朗对外释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外交声音。
这不是政治八卦,而是伊朗权力结构一次清晰的对外展示。
总统在纽约公开发出的谈判信号,为什么和德黑兰传出的基调存在明显落差?这出复杂的博弈,值得从头捋一遍。
9月23日,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佩泽希齐扬第一次站上这个讲台。
走下讲台,面对美国媒体采访,佩泽希齐扬传递了谈判方向。
他称伊朗从未寻求核武器;被问及60%丰度浓缩铀问题时,他表示伊朗愿意大幅削减、稀释相关材料。
他同时表态对国际核查持开放态度,并澄清伊朗从未策划刺杀特朗普及其家人。概括来说,伊朗释放出愿意开启对话的信号。
但受制于伊朗的权力架构,总统单方面无法敲定最终协议。
这次出访本身条件有限。伊朗原有总统专机在空袭中受损,无法执行长途出访任务,本次临时启用一架1992年出厂的空客A340,机龄34年。
美国拒签了伊朗随行记者团签证,记者无法随总统一同前往纽约。
美国财长贝森特公开警告,伊朗航空整体处于制裁名单内,任何为这架伊朗飞机提供加油、地面保障的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制裁,外界一度担忧伊朗代表团返程的后勤保障。
9月26日凌晨,这架客机从纽约肯尼迪机场起飞,跨大西洋向东飞行9881公里,历时约12小时,中途不落地直飞德黑兰,选择不间断航线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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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伊朗内部不同力量的分歧,可以回看今年7月6日深夜发生的事件。
当天,佩泽希齐扬正在伊拉克纳杰夫参加哈梅内伊葬礼。
霍尔木兹海峡突发袭击,三艘商船遭到攻击,其中一艘卡塔尔液化天然气船中弹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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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在场人士描述,佩泽希齐扬当即致电革命卫队总司令瓦希迪。
瓦希迪表示,事先并未收到相关行动授权,最高安全委员会也事前不知情。
《纽约时报》援引多名匿名伊朗官员与革命卫队成员消息称,调查线索指向侯赛因・塔伊布。
塔伊布执掌革命卫队情报机构二十余年,2022年因以色列渗透相关案件被免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后重新回到核心岗位,并在穆杰塔巴上位过程中提供过支持。
媒体报道的叙事认为,这次海峡袭击冲击了当时美伊之间正在推进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前景。
而后续人事安排是:塔伊布并未被追责,穆杰塔巴任命其担任巴斯基民兵司令。巴斯基民兵组织覆盖伊朗社区、大学与基层宗教场所,是伊朗重要基层力量。
一个月后的9月28日,恰逢伊朗国防周、纳斯鲁拉遇袭两周年,穆杰塔巴发布书面声明。
声明提到,过去7个月伊朗民众支持国家、提振军队士气;伊朗将坚定捍卫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地区力量平衡已经发生根本性改变。
其中关键表述:敌人渴望重现的过去时光,已经一去不复返。
这份声明是伊朗最高层对外释放的宏观战略立场。
但在外界观察视角中,这份强硬表态,和总统在联大释放的谈判信号形成明显反差。
很多人将这一反差理解为个人恩怨,但根源写在伊朗制度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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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宪法第150条明确,革命卫队直接听命于最高领袖,不受总统管辖。
海峡军事行动、导弹政策、核谈判这类事关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最终决策权归属最高领袖,总统作为行政首脑,负责执行与对外沟通,不拥有最终拍板权。
总统的行政命令,天然无法凌驾于最高领袖掌握的武装与安全体系之上。
穆杰塔巴在今年3月8日由专家会议推举为第三任最高领袖,3月12日发表首次公开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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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他极少公开露面,没有出席其父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曾出现其在空袭中重伤的传闻。
这位极少公开现身的最高领袖,选择在总统归国节点发布战略声明,被国际观察人士视作对外传递战略底线。
佩泽希齐扬本人也曾在8月5日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中公开表示,他与穆杰塔巴之间的联络“非常困难”,同时提到有势力借最高领袖的决策流程,在国内制造分歧。
总统在国家级媒体说出这番话,反映出行政团队在推进政策时面临内部阻力。
最新的外交进展,更清晰展现这套分工。
总统返回德黑兰之后,由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纽约会见卡塔尔调解代表,转交伊朗谈判条件。
德黑兰对外披露,谈判的核心条件由穆杰塔巴确定,具体条款并未公开。
伊方提出“七天方案”:若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结束地区多线冲突,伊朗将在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同一天,穆杰塔巴在社交媒体连续发布二十余条帖子,其中一条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将敌方力量从南部海域逼退至阿拉伯海,将继续向外挤压对方。
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同步表态,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稳固。
特朗普公开拒绝“七天方案”,表态“我们会赢”,并称局势很快将见分晓;当被问及是否考虑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他表示一直在评估相关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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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方面称,将在9月29日前等待美方答复。
梳理完整线索可以看到:总统在联大承担对外发声、释放谈判可能性的角色;划定谈判底线、敲定核心条件的权力,掌握在最高领袖手中。
总统回国之后,外交斡旋的对接工作转由外长继续推进。
这就是两套对外信号出现落差的核心原因。
今年2月28日,米纳卜女子小学遭遇空袭,遇难人数从最初通报的二十余人不断更新,最终伊朗官方通报遇难者超过150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女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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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在联大代表伊朗发出人道主义控诉,同时释放谈判意愿。
但在伊朗体制下,对外谈判的最终决定权,并不掌握在总统手中。
当下伊朗内部存在立场分化:安全与武装力量体系坚持强硬对抗立场,行政外交团队希望通过外交斡旋缓解制裁压力。
手握麦克风的行政团队可以对外传递谈判信号,但军事层面的行动、最终的战略抉择,由最高领袖掌控的安全体系决定。
佩泽希齐扬清楚这套权力框架,他作为行政首脑,可以对外发声,但无法单方面敲定最终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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