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英加唱悼念刘欢，成都文旅用善意化解举报，但这还不够

9月29日，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针对那英演唱会缅怀刘欢即兴演唱《弯弯的月亮》一事，经核实，相关情况为那英在演唱会现场观众互动环节的片段化演唱，未完整演唱该首歌曲，不属于变更节目重新报批的情形。

刘欢去世的消息，是9月26日传出来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官方的说法是：“于2026年9月25日上午9时52分，在上海因病安详病逝”，那英是26日晚上开的演唱会。

那英和刘欢同是谷建芬先生门下弟子，二人相识30余年。当天晚上，演出时，那英换上素色黑衣，向现场数万观众坦诚自己悲痛的心情，加唱一首歌，缅怀刘欢。舞台上没有提前编排好的灯光特效，全场观众点亮手机灯光，汇成一片星海，伴着她略带颤抖的歌声，共同送别刘欢。

但这一幕，让坏人，看不惯了，于是向成都文旅举报。

是的，这就是邪恶的人。这不是对演出秩序的维护，这就是纯粹阴暗的恶行。这也不是所谓平庸之恶，这就是主动作恶。就像冉阿让为了妹妹的孩子，偷了面包，抓他进去的警察、法官，不是对法律的坚守，就是一种麻木冷血的恶行。

成都文旅用善意、智慧、担当化解了恶行。

事情圆满地结束了，但需要更多的深度讨论。

首先，如果那英唱完了呢？就要被处罚？就因为完整地唱了一首歌缅怀刘欢，就要被处罚？

更进一步地追问，什么算即兴演唱呢？观众互动化环节，可以放在中间吗？可以占比时间达到50%吗？歌手引导观众点歌呢？歌手唱90%，观众唱10%，算互动吗？

这些都说不清楚，也没办法说清楚。所谓演唱会经济、体验经济，唱什么歌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场的气氛。大家都图一个乐。即兴是需要现场发挥的。事前白名单会限制即兴的发挥，这件事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事后监管就足够了，知名歌手是要赚钱的，没人会故意违。

其次，媒体不能把小事情、把恶行做成新闻，更不应该把监管部门架上火上烤。什么和平饭店可乐卖50元，这类新闻，最初的没什么声势，但媒体煞有介事地把“网友视频”做出新闻，还打电话去问市场监管部门，这就成了一个正式的社会事件。我有时候都奇怪，举报按道理说，只有相关部门知道，媒体怎么就知道了呢？

第三，举报制度应该有门槛。

现在很多举报就是在砸经济的台，在破坏营商环境。一些地方搞了外国风情街，一些地方搞了cosplay等文旅活动。政府、商家，公务员、企业费了很多心血，满怀期待，结果，一个举报把这些心血、付出都砸掉了。

任何系统都应该有门槛。诉讼就是有门槛的，请律师、准备材料、出庭、交诉讼费，这些都是门槛，诉讼还必须是实名的。相比之下，举报是没有任何门槛的。

举报也应该有门槛

首先，如果一个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大规模的转发，但没有任何一个当事人，愿意花点成本把事件提交到正式的程序之中，那么，这件事就不值得关注。

正式程序本身，就是一道门槛。比如，那些发视频说新华字典有问题的人，大多数是不会进入正式程序的。他们心知肚明自己理亏，发一条视频和直接面对工作人员，心理成本是不一样的。

其次，举报应该是默认前台实名的。

现在举报在后台是实名的，但并不公布，实际上是匿名的。躲在阴暗处，发起举报，这种模式助长了很多人滥用举报。

举报应该是前台实名，被举报人被放到聚光灯下，举报人也同样应该曝光。每一项举报，都应该公布举报人的姓名、单位、住址、理由。

第三，很多时候，实名举报，会担心被打击报复。的确有这种可能，所以，匿名举报也应该存在，但匿名举报也应该有门槛。门槛不用高，300元，甚至100元，就足以挡住大多数无聊的举报。对于真正重要的事，没人会因为100块钱，就不去举报。

缴费门槛，看起来很奇怪。但民事诉讼也是追求公平正义，同样也是要缴费的，最后由败诉方承担。

第四，公共性举报，应该有人数门槛，特别是那些关于感受、想法、观念、理解的举报。比如谁挂了个灯笼、谁又画了个太阳，谁的小说那一句错了。这种举报有公共性，但举报都是建立在个体解读、个体看法、个体感受上的。

个人不能随意代表多数，把自己的感受说成是大众感受。那么，对于这种举报，就应该有人数门槛。不用很多人，五人、十人都可以。别看人不多，无聊的人是不会去承担这个串联的成本的，事情搞大了，本身也是一种压力。

现在都在说营商环境，其实，办事情多花点时间，这是细枝末节的事。但因为一个举报，就得停掉一部电影、停掉一场演唱会，没有门槛的举报，会把整个社会的氛围搞得越来越紧张。

那英唱一首歌悼念刘欢，就算唱完了，就算违规，任何有良知的人，都不会去举报。但现在偏偏恶人可以借举报得势，这才是更大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论营商环境。其实，办事多耗一点时间，都是小事。真正让人忧心的，是举报缺少边界与门槛：仅凭一纸举报，一部电影、一场演出就可能被叫停。当举报可以轻易掀起风浪，整个社会的氛围便会越来越紧绷，大家做事都如履薄冰。

那英在演唱会上，临时加一首歌悼念刘欢。哪怕唱完了，不合规，但凡有点良知底线的人，都不会去举报。可现实里，偏偏有人会利用举报这个渠道，去打压他人。

低成本、无门槛的举报，让恶人得势，这才是更值得深思的困境。这其实也是每个人面临的困境，它弥散在生活中：在学生宿舍中、在地铁上、在微信群中、在朋友圈中、在写字楼中、在食堂、在商场里，甚至在家中的餐桌旁。

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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