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思平治」孙宪忠：在民事法治中推广“枫桥经验”的四点思考

孙宪忠：在民事法治中推广“枫桥经验”的四点思考

学思平治

“枫桥经验”是一项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国家治理经验的创举。其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被毛泽东同志批示向全国推广，习近平总书记也对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枫桥经验”不但具有鲜明的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底色，如“和”文化、邻里文化和礼让文化等都在“枫桥经验”中得到彰显，而且也契合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因此，“枫桥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并在现实生活中进一步推广。笔者长期从事民法学理论研究，也曾持续关注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实践，认为应将“枫桥经验”作为我国民事法治的内在制度，加大推广应用力度。

进一步提升“枫桥经验”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需要尊重民事法治的基本原则，把治安性思维转变为服务性思维

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产生时，其总结的基本内容是，“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在社会基层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制”“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必须立足基层，最大限度把人民群众反映的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当地。这一经验被凝练为“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回溯发展源流，初创时期的“枫桥经验”主要围绕社会治安问题提炼生成。其主要方法，就是群众调解或者社会调解。这一经验就是尽早发现邻里之间的各种矛盾冲突，以群众调解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演变为治安甚至刑事案件。

我们应该肯定“枫桥经验”。基层社会生产生活中，人民群众之间经常出现一些矛盾。这些矛盾最初表现为民事纠纷，若不能及时化解，就有可能升级为治安事件甚至刑事案件。通过社会调解将矛盾早日化解，可以有效防止治安问题发生，减少当事人通过仲裁、行政、司法等途径维权。

但从民事纠纷解决机制的角度看，这种治安管控思维观念应该转变。笔者建议将这种思维观念转化为服务性思维，即为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帮助群众化解纠纷。这也是我国民事调解机制需要回应的问题。在治安管控思维的主导下，调解人与纠纷当事人之间事实上产生了管理性质的社会关系。从治安的角度出发，调解人掌握话语主导权，容易造成当事人被动接受调解，但心里并不一定服气的情况。这种解决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与我国民法典规定的民事主体之间法律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等原则不相符合。但是若从法律服务的角度构建调解机制，则纠纷当事人和调解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发生改变，而且调解的结果会更加尊重当事人的权利。

笔者的基本看法和建议是，“枫桥经验”重视基层治理这一点应予以坚持，但调解机制的角度和指导思想可以向“法律服务”转变，更多地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要充分认识国家治理和法律服务之间的内在联系，服务其实也是一种治理。基层社会中，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矛盾、债权债务纠纷等频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各类矛盾持续增多。因此，从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社会治理的新角度来看，“枫桥经验”应从注重社会治安向为人民提供法律服务转变，这个转变具有现实必要性与重要实践价值。

进一步推动“枫桥经验”的地域应用，将其应用从农村向城镇推广

从其发展历史看，“枫桥经验”主要是乡村经验，集中在我国农村地区发挥作用。目前，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就地城镇化进程加快，本地就业增多，社会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显著转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把乡村的“枫桥经验”向城镇推广应用，发挥其更大的社会效益。

目前，“枫桥经验”在超大城市的推广落实面临诸多现实困难，但在中小城市、基层城镇推广具有可能性与现实必要性。由于大量就业活动都集中在乡镇、县城，这些地方尚未脱离乡村社会特质，即便产生许多新类型的民事纠纷，社会生活中仍保留着熟人社会的特点，这就为“枫桥经验”发挥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因此，应当立足城镇地域特征，探索适配城镇“枫桥经验”的新方式。

进一步推动“枫桥经验”在更广泛民事活动中的应用

实践中，“枫桥经验”发挥作用的场景主要是邻里纠纷，如相邻关系、民间借贷、婚姻家庭等领域。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镇中的民事关系也随之发生新的变化，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譬如，乡镇地域的劳动关系、劳务纠纷较为多发，劳动就业保障、劳动报酬给付等问题具有高发性，因此有必要将“枫桥经验”的调解机制运用到劳动争议化解工作中。同时，人员流动问题成为社会常态，既包括人口向城市聚集，也包括城市人口向农村流动的“逆城镇化”现象。近些年来，不少城市居民选择到乡村生活和居住，该现象对缓解城市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由此引发的新型社会矛盾，“枫桥经验”同样可以在其中发挥作用。笔者认为，应当拓宽“枫桥经验”在新领域的应用，推动调解工作从传统的民事纠纷扩展到新型城镇化产生的各类矛盾。

进一步提升“枫桥经验”法律应用的温度、力度和深度

“枫桥经验”是基于调解产生的，其成功之处在于立足熟人社会，通过传统法律文化、邻里文化等方式进行调解。在“枫桥经验”中，乡情的作用十分显著。依托情感化解矛盾是中华传统文化积极价值的重要体现。我国几千年来的文化都非常重视邻里的情感联结。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随着外来人口就业，传统的熟人社会出现了新问题，原本的情感因素虽然存在，但是一些利益冲突，单纯依靠乡邻情感调解矛盾，所能发挥的作用较为有限。因此，推广应用“枫桥经验”要更多地考虑我国现行法律的应用，提升法律应用的温度、力度和深度。当前，基层调解队伍的法律素质有待提高，应当加强法治人才的培育。要注重将民法典、劳动法等法律规范作为调解工作的重要依据。调解不能重感情、轻法律，摒弃无原则的调解方式。要强化调解过程中法治的分量，让“枫桥经验”成为既有法理依据又有法治温度的基层治理范式。

（载于《法治日报》2026年8月12日）

【 孙宪忠：长安街读书会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

注：授权发布，本文已择优收录至“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重庆日报、浙江日报、四川日报、河南日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长安街读书会”专栏同步），转载须统一注明“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出处和作者，荐书荐刊荐文：请联系所在出版社、期刊社、干教部门专员报送。

责编：许诗怡；初审：邱诗懿、 刘星月 ；复审：李雨凡

更多精彩请点击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主讲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新时代坚持“用读书讲政治”，积极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专注读书学习的特色理论阵地和为党献策的高端智库平台。

自2015年长安街读书会微信公众号开通至今，始终坚持“传承红色基因，用读书讲政治”的宗旨，关注粉丝覆盖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特区。累计阅读量近亿次，其中朋友圈转发量千余万次，参与互动人数近千万人。平台内容质量高，针对性强，受关注度良好。在中央相关宣传网信部门的关心支持下，相继入驻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北京日报、解放日报、重庆日报、浙江日报、四川日报、河南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央视频、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视界、北京时间、澎湃政务、凤凰新闻客户端。经报送遴选评荐，《求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纪检监察》《党建研究》《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中共党史研究》 《当代中国史研究》《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解放军理论学习》《当代世界》《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国财政》 《中国民政》《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金融》《中国出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中国编辑》《中国审判》《中国科技论坛》《中国高校社会科学》《中国民族教育》《中国社会保障》《市场监督管理》《农村工作通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数字法治》《外交评论》《金融评论》《社会保障评论》《旅游评论》《中国乡村振兴》《百年潮》《新阅读》《国际贸易》《环境保护》《城乡建设》《国际经济合作》《知识产权》《新型工业化》《清华管理评论》《文化软实力研究》《审计观察》《国资报告》等百余种中央级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选长安街读书会干部学习核心来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长安街读书会主编《学思平治——名家谈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思平治——名家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理论读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长安街读书会理论学习平台体系。该平台累计固定读者超百万，影响辐射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大中院校等受众数亿人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现正面向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各省市县（区）等所属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单位联合开展党建主题阅读学习活动。近日，经相关部门批准，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国家发展改革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国证监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青团中央等定点帮扶地区的有关单位，已正式加入“长安街读书会”党建阅读合作机制，并将联合承办“长安街读书会”系列读书学习活动。

关注公众号，回复：申请入会、学思平治、为党献策、四中全会、读懂十五五、文化强国、党建阅读、智库、好书推荐、核心期刊、干部培训、免费赠书、直播、新书报送、期刊报送等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