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玛的战争

1993年11月末，肯尼亚内罗毕，吉坦加路（Gitanga Road）与詹姆斯·吉库鲁路（James Gichuru Road）交叉路口，平常的日子，没有红绿灯也没有交通警察，车辆与行人争相抢道。

忽然，一辆超速行驶的matatu（小型载客巴士）撞上了一辆路虎越野车。越野车驾驶人是一名29岁的英国女性，名叫艾玛·麦丘恩（Emma McCune），在激烈的碰撞中被摔出窗外，汽车翻倒压在她身上。

艾玛此时已有身孕5个月，倒在血泊中挣扎，路人跑过去施救，只听到她微弱的呼喊：“My baby! Mybaby（我的孩子）！”然后，她又说了一个词“SPLA……”（苏丹人民解放军）。

路人以为她在找孩子，手忙脚乱地移开压在她身上的越野车并联系医院，又四处寻找一个活着的婴儿，但他们没有找到。

艾玛和她腹中的孩子，一起死在了去医院路上。

肯尼亚内罗毕 Gitanga Road与 James Gichuru交叉路口

多年以后，同为英国派遣的援助者约翰·莱尔（John Ryle）驾车经过吉坦加路口时，想起了援非者艾玛成为苏丹军阀妻子，惨死于非洲的车祸，还连带个未出世的孩子，随后他在卫报的文章写道：

“这是多么无意义的死法啊，死于车祸，没人会选择这样离开这个世界。为什么要在一个连汽车和柏油路都没有的战区工作，……死于现代性？公路暴毙没有任何浪漫可言。”

评价道出了艾玛躲过了战争的炮火，却死在马路上车轮之下，并将她与同样死于车祸的戴安娜王妃作对比，言语中为这种死亡方式感到不值，充满对这位同行命运的唏嘘。

艾玛的丈夫里克·马沙尔（Riek Machar），却忙于战争，没有令人动容的表现。据The Independent 媒体对马沙尔的采访，艾玛死后马沙尔回避谈艾玛，艾玛的母亲每年圣诞节给这个外国女婿寄一本英国国教日记本，但他从不回信，理由是这个话题“太痛苦了”。

而马沙尔很快将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吉丽娜·简尼·特尼（Angelina JanyTeny）从英国请了回来，“继续前行”，艾玛像是在马沙尔与他的第一任妻子之间插入一脚，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三年后，她丈夫马沙尔领导的叛军发动的努尔-丁卡内战，被命名为”Emma’s war”。Emma是她的名字，她便成为苏丹努尔族与丁卡族之间战争的替罪羊。

一个西方白人女子，为什么会跟中非国家扯上关系？甚至怀上黑人的孩子，成为丛林部落的母亲？最后为什么又变成部落嫉恨的对象、战争的替罪羊？

本文梳理回溯一下作为国际援助者艾玛与这片土地发生关系的前因后果，后来又是如何爱上军阀马沙尔，最后惨死非洲街头的。

艾玛生于1964年，出生地在印度阿萨姆邦——这个“阿萨姆” 就是那个你熟悉的奶茶品牌“阿萨姆”的故乡。

没错，艾玛的父母就是经营茶园的。其父朱利安·麦丘恩（Julian McCune）是英国外派到印度的茶叶种植园主和经理，母亲麦琪·麦丘恩（Maggie McCune）同样出生于印度。他们一家出门有司机，回家有仆人——典型的英国殖民者特权生活。

当时印度已经独立，艾玛仍属于英国在印度殖民统治的最后一代“外派人员”子女。但随着印度去殖民化进程的加深，外国资本和特权被逐渐收回，茶叶种植园的红利期慢慢结束。

1966年，艾玛两岁时，麦丘恩一家被迫从印度迁回英国约克郡。

麦丘恩完全不适应英国的生活，他投资失败后，境况急转直下，他开始酗酒、找外遇，患上了抑郁症，与妻子离婚，并最终导致了他自己卧轨自杀身亡，那时艾玛还不到5岁。

艾玛在短短几年里，感受了家里从殖民地特权生活，到普通民众的困难，再到父母离婚、父亲自杀的骤然变化，这种家庭巨大变故在她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刻下了烙印。

童年缺少父亲，家庭崩溃，使艾玛一生有一种“拯救濒临崩溃的男人或世界”的情结，同时潜意识里也对那种手握生杀予夺权力的男人有特殊的迷恋，这为她后来嫁给军阀马沙尔提供了心理动机。

1984年至1986年，她在牛津理工学院（Oxford Polytechnic）学习艺术和艺术史，并第一次对非洲产生了兴趣，她利用暑假跑到苏丹最大的城市喀土穆为“难民研究项目”做田野调查。

艾玛天生喜欢冒险，喜欢往外跑，1985年，她和朋友乘坐单引擎轻型飞机飞往澳大利亚并返回。

从牛津理工学院毕业后，艾玛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 攻读兼职硕士课程。SOAS是英国顶尖的区域研究学院，专注于亚洲、非洲和中东研究。

为了支付学费，她在苏丹文化中心担任学生联络官，与苏丹学生打交道。在此期间，她甚至与苏丹裔同学艾哈迈德·卡拉达维（Ahmed Karadawi）坠入爱河，这段恋情成为她后来前往苏丹的直接引子。

而1980年代中期在英国红极一时的“援非义演”，促使大批年轻人，带着满腔的热血和人生理想，奔赴非洲最乱最穷困的地方，去寻找人生的意义。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24岁的艾玛报名参加了英国海外志愿服务组织（简称VSO），她成为了VSO的一名志愿者教师，到了苏丹喀土穆当援非老师。

援教工作合同期只有一年，1988年，合同结束，她很不情愿地回到英国，但是第二年她又加入一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资助的加拿大组织——“街头儿童国际”（简称SKI），她得以再次回到苏丹。

SKI的主要工作是在苏丹南部（叛军控制区）重建村庄学校，职业技术培训，提供教育机会；核心目标是帮助街头儿童和受战争影响的儿童，使他们有学校可上。

艾玛在南部苏丹建立学校，运送教材、纸张、笔等教学物资，组织当地识字的人担任老师。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成效显著，参与的学校网络覆盖了超过2万名学生。

她还营救了150多名被战争困住的儿童，包括后来成为嘻哈艺人的伊曼纽尔·贾尔（Emmanuel Jal），她把贾尔藏在飞机零件箱里偷运出苏丹，送到肯尼亚受教育。

这个时期，艾玛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她年轻貌美，身材高挑，穿迷你裙，被称为“来自小英国的高个女人”。而她的感情问题也没有落下，她先后与多个苏丹男性有恋情，曾评价白人男性的鸡鸡像“大蛞蝓”（like large slugs）。

1989年，艾玛在工作中结识了当时已是苏丹人民解放军（SPLA）高级指挥官的马沙尔。两人瞬间被彼此吸引。

马沙尔被苏丹政府视为叛军，在南苏丹独立前在国际上视为拥兵自重的军阀，但是这名军阀与一般的泥腿子军阀不一样，他是一名风度翩翩的武将，且正值40多岁的壮年时期，散发成熟男人的魅力。

艾玛与马沙尔彼此吸引 图源：FaceBook

马沙尔生于1952年，是南部苏丹地方酋长儿子，这种优越的出身使他拥有天然政治资本。

他的教育经历更是在军阀中罕见：在国内喀土穆读完大学后，又转到英国深造了7年，拿到机械工程硕士和生产管理与制造技术硕士学位后，又继续攻读工业战略规划博士学位。

1984年马沙尔拿到博士学位时，艾玛才踏进大学校门。那年两人虽都在英国，但彼此不认识，生活无交集——实际上，在英国的马沙尔已经结婚了。

马沙尔的妻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安吉丽娜，她同样有英国教育背景，其实两人于1970年代末在喀土穆读书时就相识，1981年，马沙尔还在英国留学期间与安吉丽娜完婚。

马沙尔拿到博士学位后，与留守英国的妻子安吉丽娜告别，回到了南方苏丹参加游击队，那时苏丹的第二次内战爆发不久，作为酋长的儿子，马沙尔有政治野心——万一南苏丹独立后的天选之子是他呢？

当时约翰·加朗创立SPLA/SPLM（苏丹人民解放军），马沙尔回国后即加入了加朗SPLA，成为加朗手下的指挥官。率领部队在丛林里打游击战，1989年攻占了迈卢特（Melut）。

此后，马沙尔任命为SPLA区域指挥官，正好与艾玛刚深入苏丹南部工作区域重叠，据AllAfrica报道，他们两个首次见面在内罗毕。第二年再次见面时，马沙尔已经准备好了钻戒单膝跪地求婚。

没有人知道第一次见面时发生了什么，但合理的推测应该是这样的：马沙尔既有军官的硬朗性格，又有书生的谈吐，英国留学，风度翩翩，军阀+博士的双重身份，才20多岁的艾玛面对这种实力男人的表白，毫无招架之力，彻底沦陷。

求婚是马沙尔主动发起的，当时马沙尔的妻子在英国，他们两人还育有4个子女，有的读者可能会不解为什么马沙尔明明已经有老婆，还向艾玛求婚。

这就要谈到苏丹的婚姻文化了，马沙尔是努尔族，在努尔族和南苏丹，多妻制是普遍被接受的，马沙尔自己是酋长的第27个儿子——显然，酋长一个老婆不可能生27个小孩，酋长到底娶了几个老婆，历史书上没说。

马沙尔并没有“抛弃“大老婆安吉丽娜，他把小14岁的艾玛视为第二位妻子，而艾玛当时恋爱经验丰富，也知道马沙尔有一个大老婆，并甘为马沙尔家族延续再添香火。

从马沙尔的角度来说，找艾玛为小老婆，除了解决与大老婆两地分居之苦外，还有着实用主义的考量：艾玛是西方援助者，有联合国和援助组织的资源，也可以为南苏丹独立发声。

1991年6月，马沙尔与艾玛举行婚礼，马沙尔正式迎娶英国援非工作者艾玛。

婚礼在叛军总部举行，军营不远的河岸满是尸体和粪便，婚礼乐悠悠飘过尸体传向远方，艾玛穿着长裙和惠灵顿靴，神秘地快乐着。而艾玛的医生朋友伯纳黛特·库马尔（Bernadette Kumar）在难民营救治霍乱病人时，被艾玛叫走当伴娘。

就这样，两人在英国求学时期的擦肩而过，竟悄然铺就了日后在战火中缔结的姻缘。艾玛远渡重洋，四处寻觅生命的意义，最终和她一起滚床单的，是一名叛军首领。

艾玛和马沙尔在南苏丹合影 图源： johnryle

但从援助者的角度看，艾玛与马沙尔的关系，已逾越了红线。前同事开始疏远她，援助界同行对她的态度从欣赏变成了警惕和批评。

但她似乎并不在意。她享受“待任的第一夫人”角色。在伦敦的一次派对上，她衣着奢华，闪亮登场。客人惊呼来者是谁？她自豪地回答：她是非洲一位游击领袖的妻子

1991年8月，马沙尔与另外几名努尔族军官宣布脱离加朗，成立自己的派系，其反叛的理由是加朗“独裁，侵犯人权”，并主张南苏丹直接独立，这些口号极大迎合了艾玛的西方价值观。

艾玛把工作地点从援助组织办公室搬到了叛军总部，当BBC等西方媒体千辛万苦来到丛林采访时，她用流利的英语和迷人的外表，以马沙尔 “公关发言人”身份向媒体控诉加朗的“独裁”，描述马沙尔叛离是为了争取民主，争取南苏丹自由。

SPLA最高领导人加朗（丁卡族）对艾玛恨之入骨。他公开在广播和集会中指控艾玛是“英国军情六处（MI6）派来的女间谍”。在南方正规军及丁卡族眼里，马沙尔之所以敢分裂，全是因为这个“白人妖女”在背后用西方思维蛊惑他。

当时艾玛被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干涉非洲内政的最恶劣代表，加朗的部队甚至曾下达过针对她的格杀勿论令，她有几次险些在伏击中丧命。

艾玛全然不顾继续我行我素，甚至用联合国提供的打字机为马沙尔起草政治宣言，这种行为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工作者必须保持政治中立的职业准则。“街头儿童国际”将她解雇。

失去国际组织援助工作者身份的艾玛，也失去站在中立位置看待苏丹内战的视角，作为同床共枕的夫妻，艾玛彻底倒向了马沙尔这一边，不顾一切助推丈夫的南苏丹独立事业

马沙尔为了扩充兵力，开始大规模强征童兵（当时被称为“红军” Red Army）。马沙尔的部队里，到处都是背着比自己还高的AK-47、眼神麻木的十几岁黑人男孩。

为了打败加朗，马沙尔甚至毫无底线地向北方苏丹政府请求武器支援，而北方苏丹政府是整个南方苏丹的共同敌人，面对丈夫这种与魔鬼交易的背叛行径，艾玛依然选择了看不见。

1991年末，马沙尔的部队联合努尔族“白军”袭击了加朗的家乡博尔（Bor），有来源称至少5,000名丁卡平民被杀，牛群和财产被大肆抢劫，这导致在随后的几年里，估计另有25000人死于饥荒……

马沙尔叛变开启了南方派系之间的内战，这场南方派系内战从艾玛成为马沙尔妻子开始，一直持续到2002年马沙尔回归加朗部下，而南方派系内战作为苏丹北方与南方内战中突然出现的一部分，改变了苏丹内战的走向。

因为这个英国女人的介入，加朗在指控她为英国间谍的同时，也称这场丁卡-努尔内战为“Emma's War”（艾玛的战争）——将内战归咎于一个“外国女人”，可以掩盖马沙尔和加朗之间的权力斗争本质。

战争需要一个具体的、可憎恨的面孔，需要一个明确的靶子。艾玛作为英国白人女性，成为了完美的替罪羊。艾玛丢掉性命后，替罪羊死了，战争并没有停止，其惯性仍拖着苏丹继续坠入深渊。

2005年内战结束后，马沙尔成为了副总统，但艾玛没能等到这一天；她的“待任第一夫人”梦想早已随她埋入南苏丹潮湿的丛林里。

马沙尔的大老婆安吉丽娜不久从英国回来后，成为南苏丹政治家，在2005年担任能源与矿业部长，随后又担任国防部长，内政部长——这些亮眼的职衔荣誉，如果艾玛没死，可能落在她身上。

艾玛的母亲Maggie在1999年出版的《Tillthe Sun Grows Cold》中，试图用一种相对超脱的态度面对女儿的死。她曾在采访中说，艾玛死时“完全是幸福的”，这对她来说“很美好”，悲伤的是留下的人。经历过丈夫自杀和女儿异国身亡的双重打击后，她通过写作去重新理解女儿短暂而激烈的一生，也借此消化自己的伤痛。

而那些被艾玛救助的儿童，命运各不相同，其中最为知名的是时年14岁的贾尔（Emmanuel Jal）被马沙尔赶出家门，被迫重新回到贫民窟里住了几年。

2008年，贾尔发行专辑《War child》（战争儿童），其中有一首歌就叫《Emma McCune》（艾玛·麦丘恩）。那个曾被她藏在飞机零件箱里偷运出境的孩子，后来成了嘻哈艺人。他在歌里唱：“I'm here because you rescued me.”（我在这里，因为你救了我。）

但艾玛自己，从未被救出。她的名字像一片从丛林里飘落的树叶，在南苏丹漫长的内战中翻滚、坠落，最终沉入泥土。

直到美国记者‌黛博拉·斯克罗金斯（Deborah Scroggins）用《Emma’s War》（艾玛的战争）为题写下她的故事，后来被改编为电影《爱玛的战争》，这片树叶才被制成标本，重新被人看见。

英文小说 《Emma’s War》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