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9月28日,一场表面上属于中日民间经贸交流的会见,却谈出了远超生意本身的分量。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在北京会见日本前外相岩屋毅。
2026年6月链博会期间日本10个经贸团组集中来华,到此后议员、友好团体继续寻找沟通渠道,中日之间的人员往来并没有完全停下,但真正能把政治沟通层级推到王毅这里的,岩屋毅是高市早苗2025年11月涉台言论导致两国关系恶化后,第一个获得正式会谈机会的日本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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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单纯数访华团,日本这一年并不缺人来中国。2026年6月22日第四届链博会开幕后,日本企业和经济团体大规模来华,外交部6月26日明确表示,日本经济界积极参加链博会,反映出其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需求。
当时,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桥本岳也率团来华,但中方会见他的是外交部副部长华春莹。这就是理解9月28日这场会面的第一个关键:外交场上的信号,不能只数来了多少人,还得看接待层级。
日本企业家来、跨党派议员来、友好组织来,都说明交流渠道没有彻底断掉,但不同对象能够进入哪一级对话,本身就是政治温度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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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份,日本国贸促同样来了北京,中方把涉台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改善关系的要求讲得很清楚;到了9月28日,同一组织换成岩屋毅带队,接待者直接变成了王毅。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9月28日这场会见真正出现变化的不是“日本人终于能来中国”,而是在政治关系仍处低位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可以进行较高层实质沟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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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屋毅这次来的名义,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如果只看到这一层,很容易把它理解成普通商界访问。
但日本国贸促自己公布的资料显示,这个组织成立于1954年,比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还早,长期以对华贸易和经济交流为主要工作;而岩屋毅除了担任会长,本身还是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前外务大臣。
他身上同时叠着好几层身份,一边是民间经贸组织负责人,可以避开政府间正式外交陷入僵局时的尴尬;另一边又是做过外相的现役自民党政治人物,完全听得懂高层外交释放的信号,也有能力把信息带回日本政坛。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和普通企业家、一般友好团体负责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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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7日,岩屋毅带着包括日本企业高管在内的大约50人从东京启程前往北京,计划访问4天。他出发前公开表示,希望为了改善当前严峻的日中关系进行坦率交流,而且代表团明确希望同中方重要人士见面。第二天,王毅就出面会见。
但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岩屋毅能见到王毅,恐怕还不能只用“前外相”三个字解释。真正使这次会见具有特殊政治意味的,还有一个人,2026年6月去世的日本国贸促前会长河野洋平。
王毅9月28日的公开讲话一上来就专门谈到河野洋平,并评价他敢于面对日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反省军国主义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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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不是泛泛说一句“感谢国贸促长期促进经贸交流”,而是先把河野洋平的历史态度摆出来,再面对他的继任者谈日本未来该往哪里走。
这个安排传递的至少是一个清楚的信息:中方愿意继续同日本国内主张维护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正视历史问题的人士保持交流,但这种交流并不意味着导致关系恶化的问题已经翻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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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因为在中方公开立场里,中日之间目前缺的并不是几笔生意,而是政治关系重新稳定下来的条件。王毅这次用了一个分量相当重的表述:当前中日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
要知道,中日早在1972年已经实现邦交正常化。到了2026年,中方再次使用“正常化”这个概念,本身就反映出双方当前政治关系的严重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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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同时指出,202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并把日方需要处理的问题划出了三个层次:紧迫的是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正确对待历史,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台湾问题为什么排在“紧迫”位置?因为这正是这一轮关系下滑最直接的触发点。2025年11月高市早苗有关“台湾有事”和日本“存亡危机事态”的国会答辩出现后,中方迅速提出交涉。
到了2026年6月,日本经济界来华时,外交部依然公开要求日本为政者反思纠错。9月28日王毅再次点名“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说明至少截至这次会见,中方对造成关系恶化的直接原因判断并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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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又恰逢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也就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王毅把这个节点摆到岩屋毅面前,并且同和平宪法联系起来,其指向不是某一个孤立纪念日,而是日本如何看待战后形成的政治秩序和自身历史责任。
从这个细节判断,这次会见更像是一场,把“改善关系需要什么条件”公开说清楚的政治沟通。中方并没有因为岩屋毅来自经贸团体,就回避台湾和历史问题;恰恰相反,经贸团体提供了一个能够重新说话的窗口,而政治基础才是会谈真正要解决的核心。
这也解释了一个表面看起来有些矛盾的现象:一边是日本经济界持续来华,希望维持产业链、供应链和企业合作;另一边,中方在每一次较高层接触中又反复谈政治问题。两者并不矛盾。
经贸利益越深,经济界越不愿看到政治关系持续恶化;但中方公开立场也一直强调,商业往来不能代替政治问题本身的处理。6月26日外交部就已经明确希望日本经济界把改善关系的诉求传递给日本为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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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TBS9月29日报道这场会谈时,同样把它放在高市涉台言论引发关系恶化的背景下观察,而不是宣布中日关系已经恢复正常。所以真正需要观察的下一步,不是再数还有多少日本代表团来华,而是看三个更实在的信号。
一个是日本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正式表态有没有发生变化,高市早苗2025年11月7日的言论是这一轮关系恶化的重要触发因素,那么未来关系要想真正跨过这道坎,日本政府如何处理相关言论自然是最直接的观察点。
另一个是双方政府高层的正式政治接触能不能恢复,目前岩屋毅的优势恰恰在于,他既不是普通商人,又不是代表高市政府前来进行正式政府谈判的现职外相。这种身份让他成为一个特殊沟通节点,但特殊渠道如果一直只能是特殊渠道,就说明关系仍然停留在寻找出口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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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节点,就是202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王毅主动把这个时间点摆出来,本身就意味着未来一年会成为观察关系走向的重要窗口。中日之间并不缺经贸联系,也不缺人员交往,真正缺的是政治关系能不能重新找到稳定框架。
但另一方面,王毅在同一场会见里把台湾、历史、和平宪法和“再次实现正常化”全部摆出来,也说明中方没有把“恢复接触”等同于“问题解决”,这其实就是整件事最关键的分寸,门开了一道,但门槛并没有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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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8日岩屋毅终于坐到了王毅面前,真正值得看的并不是一个日本代表团拿到了多高规格的礼遇,而是中日关系低迷近一年后,什么样的人能够重新打开较高层政治沟通的窗口。
2027年就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接下来真正决定关系能不能走出僵局的,不是多少代表团继续来华,而是日方能否把这些表态变成政府层面可以验证的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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