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中国赚十几年大钱，韩议员却觉得亏了，逼着李在明向中方要说法

2026年9月27日，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议员崔秀珍，把一份几年前的中韩自贸协定评估报告重新摆到了桌面上。

她给出的数字确实很刺眼：2015年至2020年，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给韩国GDP带来的累计增量只有0.13%；韩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中的份额，又从2015年的10.4%一路掉到了2025年的7.3%。

更扎眼的是，韩国对华贸易已经连续三年出现逆差。于是，一个很有冲击力的说法出来了，韩国当年对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抱那么大希望，如今实际收益却远不如预期，李在明政府下一阶段谈判时，得替韩国企业把利益争回来。

可问题恰恰在这里。十年前还是韩国企业跟着中国制造业扩张大把挣钱，十年后协议没有消失，中国市场也没有消失，为什么这份自由贸易协定反而成了韩国部分政客口中的“亏损账本”？

先别急着算自由贸易协定到底谁赚谁亏，先看一个最关键的变化：十年前，韩国对华贸易到底靠什么挣钱？答案其实很清楚，就是中间品。

2015年前后，中国产业链还处在快速扩张阶段，大量电子产品、工业品在中国完成加工制造，但上游不少核心材料、零部件、芯片、面板、化工产品，需要从韩国进口。

韩国央行2015年的研究就指出，当时中间品占韩国对华出口的73%，中国加工贸易以及向全球出口越旺盛，韩国作为上游中间品供应方就越容易跟着受益。

这其实是一门很舒服的生意。中国工厂扩产，韩国企业卖芯片；中国电子产品出口增加，韩国企业卖显示面板和零部件；中国制造业规模越大，韩国上游供应商订单越多。

到了2020年的韩国央行研究，韩国对中国价值链的依赖仍然非常明显，中国在韩国出口增加值和中间品贸易中的位置都非常重要。

2018年发生的一幕，一点都不奇怪。那一年，韩国对华贸易顺差达到556.36亿美元，创下高位。到了2019年还有289.74亿美元，2020年236.8亿美元，2021年242.85亿美元。

韩国过去卖给中国的很多东西，中国自己开始能够生产了；一些过去需要进口的工业材料和零部件，中国企业逐渐实现本土供应，韩国原先占据的位置自然会受到挤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5年的研究讲得更加系统，大约80%的韩国对华出口仍然属于中国企业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中间品，但随着中美贸易摩擦、中国企业竞争力提高以及供应链结构变化，韩国对华出口占比持续下降，中韩企业在不少产业中的竞争越来越直接。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指出，韩国和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差距已经明显缩小，双方过去那种高度互补的关系，正在加入越来越多竞争因素，这才是韩国对华贸易结构真正发生变化的地方。

到了2023年，韩国对华贸易出现180亿美元逆差；2024年逆差69亿美元；2025年又达到112亿美元。韩国产品在中国进口市场中的占比，也从2015年的10.4%下降到2025年的7.3%。

这些数字都是真的，但它们首先说明的是韩国在中国市场上的相对竞争位置发生了变化，而不是自动证明“自由贸易协定让韩国吃亏”。

协议能降低关税、减少交易成本、扩大市场准入，但它不能规定中国十年之后还必须继续从韩国进口同样多的面板、化工品和工业零部件，更不能保证韩国企业的技术优势永远不被追赶。

也正因为贸易结构变了，崔秀珍9月27日公布的那组数字才会如此容易在韩国国内产生冲击。她拿出的核心材料，是韩国产业通商部门2022年发布的《韩中自贸协定生效五年落实情况评估报告》。

报告显示，从2015年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到2020年，该协定对韩国GDP增长的累计贡献为0.13%。而在2015年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之前，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等机构曾预测，协定实施十年后，可以额外拉动韩国实际GDP增长0.96个百分点，并创造约5.3万个就业岗位。

于是崔秀珍得出结论：实际效果大约只有预期的四分之一。这个说法传播起来很有力量，因为它天然就是一张成绩单，当年承诺0.96%，后来只有0.13%，怎么看都像“没考及格”。

可真正往里面看一步，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口径差异：0.96%是十年累计预测，0.13%是前五年的实施评估。

更重要的是，当年那0.96%的预测本身建立在一个很关键的前提上：中韩产业分工能够大体延续，中国对韩国中间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保持旺盛需求。可过去十年，恰恰是这个前提变化最大。

2015年韩国央行就在研究中国减少加工贸易、提高本国产品自给率会怎样影响韩国出口；也就是说，中国产业链向上游发展的趋势，甚至在自由贸易协定刚生效前后就已经能够观察到。如果顺着这个逻辑往下看，问题就清楚了。

一份十年前的经济预测，不可能自动锁死十年之后的产业格局。中国企业开始生产过去从韩国进口的商品，中美贸易摩擦削弱中国部分出口需求，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对更强竞争，这些都会改变自由贸易协定最终带来的经济增量。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明确认为，中美贸易摩擦、技术限制和全球供应链重新布局，都在共同改变韩国出口结构。更何况，即使进入2024年，中韩贸易规模仍达到2729.1亿美元，其中韩国向中国出口1330.4亿美元、自中国进口1398.7亿美元。

中韩经贸关系并没有因为贸易余额变化，就失去价值。真正变化的是利益结构：过去韩国长期保持大额顺差，如今双方的产业能力和进口需求发生调整，贸易余额随之逆转。

崔秀珍的另一层批评，是认为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没有替韩国挡住一些经贸冲突和非关税问题。但这里其实还存在一个更大的概念问题：自由贸易协定究竟是干什么的？

自由贸易协定的核心，是处理关税、市场准入、服务贸易、投资规则以及部分非关税壁垒，它不是一个可以把所有外交、安全和国家安全政策争议全部隔离在外的防护罩，最典型的就是2016年至2017年的“萨德”争议。

中方长期公开表示，美韩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损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破坏地区战略平衡，并要求停止有关部署。

韩方则一直强调，“萨德”是针对朝鲜导弹威胁的防御措施，并不针对第三国。也就是说，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安全政策和战略互信层面的重大分歧，而不是普通关税争端。

一张贸易协议，当然可以规定香蕉、汽车零部件和金融服务怎么进市场，却不可能替两个国家解决所有军事安全矛盾，稀土问题也是同样的逻辑。

中国2025年4月开始对钐、钆、铽、镝、镥、钪、钇等部分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实施出口管制，中方公开给出的政策依据是出口管制法律、防扩散义务以及相关物项的军民两用属性，并表示措施不针对特定国家。

无论韩国企业对供应链压力有多么真实的感受，这类国家安全框架下的两用物项出口许可制度，与普通自由贸易协定里的关税减让本来就不是同一套规则。

如果韩国政坛把这些问题全部装进一张“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失败清单”，政治传播当然很方便：协议没达到预期，市场份额跌了，逆差出来了，安全争议没挡住，原材料又受到出口许可影响，于是一切都可以归到“中国市场没有给韩国想象中的回报”。

韩国自己也处在美国主导的先进技术出口限制体系之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指出，先进技术出口限制已经影响韩国半导体企业在中国生产基地的设备升级和长期竞争力。

韩国大型芯片企业在中国拥有相当大的产能，这使首尔一方面要协调美国的技术和安全政策，另一方面又要维护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商业利益。它不是只面对“中国开放不够”一个问题，而是在美国技术体系、中国市场、韩国自身产业利益之间同时寻找平衡。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在2015年12月正式生效，而双方关于服务贸易和投资的第二阶段后续谈判从2018年启动。到了2026年，谈判节奏明显加快：1月举行第13轮，4月举行第14轮，6月举行第15轮，8月31日至9月4日，第16轮谈判又在北京举行。

第16轮谈的已经不是十年前最受关注的普通货物关税问题，而是跨境服务贸易、投资、金融以及负面清单市场准入。中国商务部9月9日至10日公布的信息显示，双方在这些问题上进行了深入磋商并取得积极进展，同意加快推进、力争早日完成谈判。

韩国方面也表示，希望形成能够给韩国企业带来实际利益的成果。然后到了9月27日，崔秀珍把2015年至2020年的五年评估重新摆出来，公开强调GDP贡献不及预期、韩国市场份额下降和连续贸易逆差，并要求政府推动第二阶段谈判尽早取得成果、处理中方非关税壁垒。

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是韩国政坛提前设计好的一套“谈判战术”，但它客观上一定会给李在明政府增加国内谈判压力：既然在野党已经公开提出“过去十年收益没有达到预期”，那么下一阶段政府如果拿不回足够明显的服务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成果，在国内政治上就更容易受到质疑。

不排除一种可能，这正是这笔旧账此时最有现实价值的地方。对国民力量党来说，它可以借自由贸易协定成绩向政府施压，要求李在明对华谈判更加积极；对李在明政府来说，国内出现这种声音，也会客观增加其要求对方扩大市场开放的理由。

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从来不是谁把自己说得更亏，另一方就必须赔偿。如果韩国希望中国进一步开放服务、金融、投资和专业市场，中国当然也会评估韩国能拿出什么交换条件。

第二阶段谈判之所以一轮接一轮进行，本质上就是双方重新寻找利益平衡，而不是给十年前的贸易结果进行追责。

李在明当然有理由替韩国企业争取更好的市场条件，这本来就是韩国政府的职责。但如果韩国国内真正想解决的是制造业对华竞争力下降，那么光把账算到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市场头上，解决不了核心问题。

中韩自由贸易协定走过十多年以后，韩国有人把“0.13%、7.3%、连续三年逆差”摆在李在明政府面前，要求下一阶段谈判替韩国企业争回更多利益，这笔账当然可以算。但如果只看到协议，没有看到十年来中韩产业位置的变化，就很容易把真正的问题算错。

韩国过去能够长期从中国拿到巨额顺差，靠的并不是自由贸易协定自动送钱，而是当时韩国掌握着更多中国需要的中间品和技术优势。如今优势缩小，顺差变成逆差，真正需要回答的也就不只是“中国还能开放多少”，而是韩国自己还能拿出多少不可替代的竞争力。

第二阶段谈判还会继续，李在明政府也会争取韩国利益，但决定韩国下一轮能不能重新占住中国市场的，最终仍然不会是一张十年前的成绩单，而是韩国制造业下一步到底靠什么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