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译献 | 围手术期老年患者的衰弱评估：叙述性综述

嘉兴市第二医院麻醉科 译审

前言

全球老年人口正快速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达到20亿，使老年患者在总体医疗人群中的比例持续上升。这类患者常合并多种慢性疾病（多病共存），围手术期并发症风险显著增加。衰弱（frailty）以生理储备下降导致的易损性增加及功能受限为特征，在该人群中尤为常见，约影响20%～30%的老年外科患者。衰弱反映的是多器官系统生理储备下降及内稳态维持能力减弱所导致的整体脆弱状态，其本质与单纯的年龄增长并不完全等同。此外，老年患者中的衰弱具有明显异质性，并与术后并发症及死亡率密切相关。因此，系统评估衰弱对于制定个体化治疗策略、改善功能状态以及预测围手术期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本综述系统梳理现有衰弱评估工具，强调将衰弱评估纳入常规临床实践的重要性，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通过明确衰弱的概念及其发生机制、流行病学特征、评估方法及临床影响，旨在加深对老年患者衰弱状态的理解，并推动其在临床与科研中的应用。

衰弱的概念与病理生理机制

定义

衰弱目前尚无统一定义。其核心概念为多系统临床功能的生理调控失衡及多器官系统功能衰退，从而导致合并症增加及功能障碍。一般而言，衰弱可被定义为机体对外界应激的易感性增加，以及在遭遇扰动事件后维持内稳态能力下降与生理储备减少。

值得强调的是，衰弱的概念正在从“以年龄为基础”向“以生理年龄及生物学储备为基础”转变。尽管衰弱在老年人群中更为常见，但其发生并非仅由年龄决定，部分非老年人群同样可能表现为衰弱状态。衰弱的临床表现包括肌力下降、疲乏、认知功能障碍、体重下降、平衡能力及体力活动减少、运动迟缓以及社会退缩等。

老年患者衰弱的病理生理机制

衰弱是一种多因素共同作用的复杂综合征，其发生发展与炎症反应、中枢神经系统（CNS）功能异常、肌少症、神经内分泌调节紊乱及合并症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密切相关。这些因素共同促进老年患者衰弱的发生（图1）。

多因素相互作用导致衰弱发生的复杂机制。衰弱由多系统功能失调驱动，其特征包括慢性炎症、神经内分泌失衡、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肌少症及合并症等。这些机制共同降低生理储备并削弱内稳态维持能力，从而增加老年患者围手术期不良结局的发生风险。各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恶性循环，加速衰弱进展。

（1）炎症：炎症因子在衰弱发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促炎细胞因子的释放及细胞凋亡可损害多系统生理功能。炎症相关的氧化应激及自由基生成可引起线粒体功能改变，导致细胞损伤以及脂质和蛋白质的年龄相关性损害。慢性炎症是糖尿病及心血管疾病相关衰弱的重要驱动因素，可进一步损害身体功能并增加死亡风险。此外，炎症与中枢神经系统、肌少症、造血及凝血系统以及神经内分泌系统之间存在密切相互作用，在衰弱老年患者中形成复杂的调控网络。

（2）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障碍可作为衰弱进展的重要驱动因素。年龄相关性神经元减少及炎症反应可导致中枢神经系统结构与功能退化。认知功能障碍及神经退行性疾病可通过活动减少、淡漠、营养不良及体力活动下降进一步促进衰弱发生。老年人群基础认知功能受损可进一步发展为身体衰弱及日常生活能力下降。这种功能衰退又会进一步加重衰弱，形成恶性循环，尤其在围手术期患者中更为明显。

（3）肌少症：肌少症是指骨骼肌质量、力量及功能进行性下降，其发生机制为肌肉蛋白分解速率超过合成速率。营养不良是老年患者骨骼肌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肌少症的发生受到多因素影响，包括激素、炎症、神经调控及活动水平等。此外，肌少症患者通常伴随炎症水平升高。

（4）激素失衡：类固醇激素、生长激素等内分泌调节紊乱是老年相关生理改变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可促进衰弱发生。炎症亦可抑制生长激素分泌，而激素失衡与食欲改变密切相关，最终促进肌少症的发生。

（5）合并症：随着器官功能逐渐衰退，衰弱程度可进一步加重。上述机制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持续恶化的循环：单一系统的功能障碍可加速其他系统的失调，从而整体推动衰弱进展。

衰弱、合并症与残疾的区别

衰弱、合并症与残疾是健康状态谱系中既相互关联又彼此不同的概念，三者常可共存，但在概念与操作定义上存在明确差异。残疾是指个体在执行日常生活活动时存在的身体或认知功能受限，通常与特定疾病相关。然而，衰弱不同于残疾：许多衰弱患者仍可独立完成日常活动，且并非所有衰弱患者均存在残疾。衰弱强调的是由于生理储备下降而导致的机体易损性及内稳态维持能力受损，这种易损性可在无明确疾病或残疾的情况下存在。合并症是指多种疾病或病理状态的共存。衰弱可由单器官或多器官功能障碍引起，部分老年患者即使无明显合并症亦可能表现为衰弱。此外，残疾、合并症以及遗传、心理社会、行为学、细胞及分子层面的多因素均可共同参与衰弱的发生发展。

衰弱评估

围手术期衰弱评估在明确治疗策略方面具有重要临床意义：针对疾病的治疗主要处理合并症，康复干预主要针对残疾，而运动、营养及药物优化等多维干预主要针对衰弱本身。现有衰弱评估方法多涵盖认知、营养、社会状态及身体活动等维度。大多数评估工具均包含反映机体易损性、虚弱状态、不稳定性及日常活动受限等共同指标。由于评估工具之间存在异质性，同一患者在不同量表中可能被归类为不同衰弱状态。然而，衰弱评估仍有助于识别围手术期高风险老年患者，预测围手术期发病率及死亡率，并通过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降低并发症发生率。尽管目前尚无统一的衰弱评估“金标准”，但目前最具验证基础且应用最广泛的两种方法为Fried衰弱表型（Fried Frailty Phenotype）和衰弱指数（Frailty Index, FI）。

表型模型

衰弱表型：Fried等提出了广泛应用的物理性衰弱表型模型，通过一系列可量化的特征来定义衰弱，包括肌力减弱（采用握力计测量握力）、步态缓慢（15英尺行走所需时间测量）、自我报告疲劳、体力活动减少（采用《明尼苏达休闲时间活动问卷》评估），以及非自主性体重下降（定义为过去一年内体重下降超过10磅）。符合3项及以上标准者被归类为衰弱，符合1–2项为衰弱前期，不符合任何标准者为非衰弱状态。该模型强调衰弱的躯体表现，将肌少症与体能表现作为核心指标。表型方法具有较高客观性，能够较好反映生物学状态，并可在不依赖年龄或合并症的情况下识别具有特定脆弱性的患者。该模型在以躯体衰弱为主要关注点、并计划开展运动干预时尤为适用。其评估过程对老年医学专业知识的要求较低（相较于衰弱指数），并可为高风险患者提供多组分综合干预方案。然而，该方法需要进行步速测试的空间及握力测量设备，在部分临床场景中可能难以实施。此外，该模型未纳入认知、心理及社会维度的评估。

缺陷累积模型

衰弱指数（Frailty Index, FI）：衰弱指数通过累积健康缺陷的比例来量化衰弱程度，这些缺陷包括症状、体征、疾病、功能障碍以及实验室异常等。该缺陷累积模型具有显著的年龄相关性。经典FI通常包含约70个变量，覆盖躯体、认知、功能及社会心理等多个维度，FI数值越高提示衰弱程度越重。该工具能够较全面评估生理储备水平，并在预测围手术期并发症方面具有较强的预测效度。与Fried表型模型不同，FI虽然无法在评估阶段直接提示干预方向，但在完成评估后，临床医师可快速识别需要围手术期干预的具体维度。然而，FI需要大量数据收集，评估过程耗时较长，因此在常规临床实践中可行性有限。

临床实用筛查工具

上述两类评估模型（尤其是缺陷累积模型）在围手术期衰弱筛查中普遍存在耗时长、资源消耗大的问题。因此，研究者基于这两类模型发展出多种简化筛查工具。这些工具通常可在15分钟内完成评估，且无需特殊空间或设备。此外，其信效度总体可接受（图2）。因此，在正式衰弱诊断之前，采用这些简化工具进行初筛具有重要价值。需要强调的是，目前尚无“通用最佳”的衰弱评估工具，临床医师应根据患者人群、临床情境、可行性及应用目的进行选择。同时，衰弱患病率会受到所用筛查工具及目标人群的显著影响。

（1）临床衰弱量表（Clinical Frailty Scale, CFS）：CFS最初为7级量表，已被证实具有较高的预测效度。该量表采用7个分级类别（1–7分），而非逐项清单评分，包括非常健康、健康、合并慢性疾病但控制良好、表面易损、轻度衰弱、中度衰弱及重度衰弱。各等级由简要描述及图示构成，用于概括整体健康状态、合并症负担及功能依赖程度。后续该量表扩展至9级，新增“极重度衰弱”和“临终状态”两个等级。CFS可在床旁快速完成（通常10分钟内），无需特殊设备，但依赖临床判断及对患者或照护者的访谈。其预测效能较强，可稳定预测死亡率、再入院率及住院时间。

（2）埃德蒙顿衰弱量表（Edmonton Frail Scale, EFS）：EFS最初用于预测老年心脏手术并发症，是一种多维度衰弱筛查工具。该量表涵盖9个维度：认知、总体健康状态、功能独立性、社会支持、用药情况、营养状态、情绪状态、控尿情况及功能表现，总分17分，将患者分为非衰弱、轻度衰弱、中度衰弱及重度衰弱四类。通过涵盖认知、功能、社会、营养、情绪及控尿等多个方面，并结合用药及整体健康评估，EFS能够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且操作简便，通常约10分钟完成，适用于老年衰弱患者的常规临床应用，具有良好的有效性、可靠性及可行性。

（3）FRAIL量表（疲劳、抗阻、行走、疾病、体重减轻量表）：FRAIL量表是一种极简化的5条目筛查工具，用于识别衰弱、衰弱前期及非衰弱状态。其名称为五个维度首字母缩写：疲劳（Fatigue）、抗阻能力（Resistance）、行走能力（Ambulation）、共病情况（Illnesses）及体重下降（Loss of weight）。每项存在计1分，不存在计0分，总分0–5分。该量表采用简单的是/否问题，通常1–2分钟即可完成，适合床旁快速筛查，对使用者培训要求低、受试者负担小。其主要用途是识别需进一步接受综合老年评估或围手术期评估的高风险患者，而非替代全面衰弱评估工具。

（4）改良衰弱指数（Modified Frailty Index, mFI）：mFI来源于经典FI，是一种基于合并症的简化评分系统，可通过常规临床资料或登记数据库快速计算，用于预测术后风险。经典mFI-11包含11项变量，每项存在计1分，总分除以项目数，得到0–1之间的评分。较高mFI值与术后并发症、死亡率、再入院率及住院时间延长密切相关。后续发展出更简化的mFI-5，仅包含5项变量：高血压、糖尿病、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活动性肺炎、术前功能状态以及充血性心力衰竭。mFI-5因其与mFI-11在预测术后并发症及出院功能依赖等结局方面具有相似的预测能力，已越来越多应用于大型数据库及常规临床流程。近期还提出mFI-4进一步简化该体系，但仍需更多验证。

（5）格罗托波尔衰弱筛查工具（Gérontopôle Frailty Screening Tool, GFST）：GFST是一种简短的临床评估工具，由临床医师实施，旨在帮助基层及老年医学医师快速识别老年患者，主要适用于社区居住或门诊老年人群。该工具基于“通过简单临床问题结合医师整体判断即可早期识别衰弱”的理念，而非仅依赖体能测试。GFST包含两部分：第一部分为简短问卷，涵盖近期体重下降、疲劳、活动能力下降、认知问题、社会或功能衰退及多重用药等警示信号；第二部分为整体临床判断，由医师综合问卷结果及临床印象判断患者是否为衰弱状态。该工具不产生数值评分，其核心结论为“是否衰弱”。被判定为衰弱的患者应进一步接受综合老年评估、针对性干预及密切随访。

（6）蒂尔堡衰弱指标（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 TFI）：TFI是一种简短的自评问卷，用于评估个体在躯体、心理及社会三个维度上的脆弱状态。其原始版本由15个条目组成，分为三个领域：躯体维度8项、心理维度4项、社会维度3项。各条目均采用自我报告形式，主要以“是/否”作答，并计为0或1分。总分范围为0–15分，通常以≥5分作为衰弱的判定阈值。TFI与其他多维衰弱评估工具相比具有良好的信度与效度，并对失能具有较强的预测价值。

（7）格罗宁根衰弱指标（Groningen Frailty Indicator, GFI）：GFI是一种包含15个条目的筛查工具，涵盖躯体、认知、社会及心理四个维度。其优势在于多维度评估框架，并已被验证可较好预测围手术期并发症。然而，相较于更为简化的筛查工具，其完成时间较长，且对患者理解能力有一定要求。

（8）维持自主能力服务整合研究计划（PRISMA-7）：PRISMA-7包含7个条目，覆盖年龄、性别、社会支持及日常活动四个维度。该工具具有较高的可行性与可接受性，实施过程中对空间、设备、专业技能及时间要求均较低，因此具有极快的完成速度。

（9）G-8量表：G-8是一种针对肿瘤患者设计的筛查工具，由8个条目组成，用于识别需要进一步接受全面老年评估的老年癌症患者。其内容涵盖营养状态、体重下降、活动能力、神经心理问题、体重指数、用药情况、自评健康状况及年龄等维度。G-8在肿瘤进展及转移相关预测方面具有良好的验证基础，兼具肿瘤学特异性与快速筛查优势。但该工具仅用于初筛，阳性结果需进一步开展全面评估。

（10）简易躯体功能评估量表（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 SPPB）：SPPB是一种客观评估躯体衰弱及下肢功能的工具，由平衡测试、步态速度及椅子起立试验三部分组成。每个维度评分为0–4分，总分范围0–12分，通常以≤5分作为衰弱判定标准。该工具因其良好的重复性及对老年人术后并发症与功能下降的预测效度而被广泛应用。

（11）影像学评估：基于影像学的评估工具（如CT或超声）可作为肌肉量的替代指标，在已进行影像检查的患者中尤为适用，可为围手术期评估提供客观依据。相关指标包括：腹部CT测得的腰大肌面积、基于第三腰椎水平总肌肉面积计算的骨骼肌指数，以及反映肌肉质量的肌肉衰减值。这些影像学指标与衰弱程度具有良好相关性，并可用于预测手术结局。

（12）基于实验室指标的评估：衰弱评估通常需要较多时间与人力投入，并依赖与患者的直接接触与沟通。为解决这一问题，近期研究提出了基于常规实验室指标的衰弱评估方法。该方法利用22项常规实验室参数（如血常规、肝功能、电解质及尿液常规指标等）构建评分体系。在重症监护患者中，该工具在预测谵妄及1年病死率方面表现出较好的可靠性。然而，由于目前相关验证仍不充分，其临床应用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衰弱评估在老年患者麻醉中的临床意义

对于筛查结果为阳性的患者，理想情况下应进一步进行更为精确的衰弱诊断评估，并在可行情况下开展全面老年评估。全面老年评估在区分衰弱相关不同维度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助于识别衰弱构成中可逆因素，如多重用药、抑郁、营养不良及社会隔离等。此外，规范实施全面老年评估不仅可减少功能下降，还可降低照护负担及医疗服务使用，同时为预先照护计划提供重要依据。对老年患者进行早期、规范的衰弱评估，有助于在危机发生前识别高风险人群，实施主动干预以延缓或阻止衰弱进展，并促进社区服务与预防性医疗资源的协调整合。

预测临床结局

衰弱与老年患者的躯体功能密切相关，其发生源于亚临床状态、急慢性疾病以及行为与社会风险因素。因此，无论手术人群类型及所采用的衰弱评估工具如何，衰弱患者均与较差的术后结局相关。衰弱老年患者发生跌倒、功能下降、术后谵妄、住院、术后并发症、重症监护室（ICU）收治以及死亡的风险显著增加。在ICU收治的衰弱老年患者中，其ICU住院期间发生术后谵妄的优势比可达6.21倍。此外，衰弱老年患者发生血栓的风险高于非衰弱患者，活动减少及步态缓慢所致的血流淤滞可能参与血栓形成过程。年龄相关性炎症亦可通过损害凝血级联反应、补体系统及血管内皮细胞而促进血栓形成。合并糖尿病的衰弱患者与脑血管疾病相关死亡风险增加2倍相关。合并肾脏疾病的衰弱患者与心血管疾病及神经病变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早期且规范的衰弱评估在急性临床情境中可稳定预测全因死亡、再入院、住院时间延长、不良出院结局以及功能下降，多国及多队列研究均在校正年龄及合并症后证实其独立预测价值。

指导临床决策

衰弱评估可为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决策提供支持。通过共同决策模式与衰弱患者充分沟通其治疗意愿，有助于患者在术前作出更充分的信息化决策，建立合理预期，并最终降低发病率与死亡率。对于许多衰弱患者而言，维持独立性、生活质量及避免功能衰退与疾病负担的重要性往往高于延长寿命。此外，衰弱评估同样有助于优化患者及家属的共同决策过程。在肿瘤衰弱老年患者中，非手术治疗方案有助于避免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通过谨慎选择患者、降低化疗剂量及调整给药方案，可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提高衰弱老年患者的治疗耐受性。在终末期肾病衰弱患者中，治疗选择更倾向于维持透析而非肾移植。同样，肾脏疾病衰弱评估亦可能影响血液透析的决策过程。研究还显示，与非衰弱患者相比，结直肠癌衰弱患者接受手术治疗的比例更低。此外，老年综合评估常导致治疗方案调整，多表现为治疗强度的降阶而非升级，从而在避免高风险患者接受无效或高风险操作的同时，确保适宜患者获得恰当干预。既往研究表明，微创手术技术可显著降低衰弱老年患者的术后发病率与死亡率。此外，对衰弱老年患者进行早期规范管理，有助于照护者更有效地执行肾脏疾病相关关键管理措施，如药物依从性及饮食管理。

促进围手术期预康复与康复的靶向干预

通过衰弱筛查及综合老年评估实现的早期识别，有助于实施个体化预康复干预。预康复项目通常包括营养优化、术前与术后运动训练、心理干预以及药物与基础疾病优化管理。识别高风险衰弱老年患者有助于优先配置康复、营养及社会支持等干预资源。涵盖预康复与康复的综合干预可在一定程度上逆转可逆性脆弱状态，并通过增强社会支持减轻衰弱程度。既往针对结直肠癌衰弱患者的研究显示，即使预康复未能降低并发症发生率，术后康复仍在功能恢复中发挥重要作用。此外，结构化康复干预有助于改善衰弱老年患者的功能衰退及术后并发症发生情况。针对衰弱的预防性策略可降低医疗成本并改善长期预后。既往研究表明，衰弱可通过运动训练、心理支持、认知训练、贫血纠正及维生素补充等多种方式联合干预。理论上，运动及肌力训练是改善衰弱相关组成成分最有效的干预手段，通常需持续4至12周的训练方案。与此同时，心理干预（包括围术期信息支持、行为指导、认知干预及放松训练）有助于缩短住院时间、减轻术后疼痛及负性情绪，并促进行为功能恢复。

将衰弱管理整合至精准老年医学及围手术期路径仍面临挑战。研究表明，在力量训练基础上增加蛋白质摄入可对衰弱老年患者的功能改善产生协同效应。尽管既往研究提示激素替代治疗可能改善肌力、肌肉量及躯体功能，但其在衰弱老年患者功能结局改善中的作用仍存在争议。促红细胞生成素可能具有神经保护及组织再生作用，并对衰弱老年患者的贫血具有积极影响。抗高血压药物亦可能改善衰弱老年患者的肌力及肌肉量。近期进行中的研究正在评估他汀类药物在衰弱老年患者卒中预防中的作用。然而，部分临床医生认为，由于其在肌少症患者中的获益有限，应避免在衰弱老年患者中常规使用他汀类药物。当前关于他汀类药物在改善衰弱老年患者结局方面的作用仍存在争议。因此，鉴于其显著的抗炎作用及潜在降低心血管并发症的能力，仍需进一步研究以明确其对功能结局的影响。

麻醉管理的启示

衰弱状态可影响麻醉技术选择、药物策略、血流动力学及呼吸管理方案以及监测强度。由于衰弱老年患者更易发生血流动力学不稳定、机械通气时间延长及围手术期不良事件，其麻醉管理需更为个体化。最新指南指出，神经轴麻醉与全身麻醉均为可接受方案，应根据患者情况个体化选择。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表明特定麻醉方式可预防谵妄或改善衰弱老年患者生存率。当局部麻醉或有限区域阻滞能够提供充分手术条件时，可优先选择，以减少全身麻醉相关的生理应激及多药联用负担。对于衰弱老年患者而言，围手术期并发症控制的关键因素并非麻醉方式本身，而是衰弱程度的严重性。

药物选择与给药剂量应从小剂量开始，并对镇静药与阿片类药物进行逐步滴定调整。鉴于衰弱老年患者药效学改变及药物敏感性增加，这一策略尤为重要。在采用年龄校正的麻醉剂量调整基础上，结合加工脑电监测，可减少催眠药及神经肌肉阻滞药的用量。此外，短效麻醉药有助于促进早期苏醒，因此更具优势。由于目前针对衰弱老年患者的特异性剂量–反应数据仍然有限，个体化、精细化滴定仍是临床管理的关键。

既往研究显示，衰弱显著增加麻醉诱导后低血压及围手术期心脏骤停的风险。因此，在该人群中应及时处理低血压，包括谨慎使用血管活性药物、优化血容量状态，并通过有创血流动力学监测实施严格的血压管理。

为减少机械通气相关肺部并发症，应考虑采用肺保护性通气策略并尽早拔管。拔管计划应与外科及呼吸专科团队协同制定，以降低苏醒延迟及术后长期机械通气支持需求的风险。

标准化谵妄预防同样至关重要。在多学科协作下，通过实施睡眠管理方案、使用视觉与听觉辅助设备、鼓励早期主动活动，并在围手术期尽量减少镇静药及抗胆碱能药物的使用，有助于降低衰弱老年患者术后认知功能下降的发生率。

常规衰弱评估实施障碍及其克服策略

总体而言，由于客观量化困难，衰弱评估在临床实践中实施并不容易。多数临床医生因评估工具种类繁多且异质性较高而难以熟悉和选择合适工具；同时，对衰弱概念认知不足已被认为是限制其临床应用的关键障碍。此外，时间限制也常使衰弱评估难以纳入常规工作流程，而衰弱的社会与心理维度亦较难量化。为克服上述局限，需要采取多种策略。

可行的改进措施包括开展系统化培训、采用简化筛查工具，以及将衰弱评估整合至常规术前评估流程中。为实现这一目标，医务人员需熟悉衰弱概念及其评估标准，同时结合本机构资源条件进行实施。在临床工作流程中固定使用单一简便工具，并将其与明确的干预措施相衔接，而非视为额外负担，可显著提升实施可行性。关键在于选择实用、简洁的量表，标准化评估时间与场景，并通过培训与反馈机制支持医护人员。

然而，目前多数临床医生仍不清楚自身在衰弱评估中的职责定位，并对工作流程整合及资源配置存在顾虑。因此，将衰弱评估嵌入常规临床路径至关重要。同时，尽管临床医生对相关教育需求较高，但普遍缺乏系统培训及本地化操作规范。简短在线课程、便携式提示卡及基于病例的教学可提高筛查信心与依从性。成功的实施模式通常将衰弱评分设定为关键流程节点的强制内容，例如术前评估门诊、手术入院及出院流程。

统一采用单一快速工具有助于减少评估混乱。在临床实践中，PRISMA-7、FRAIL量表、mFI、G-8、CFS、GFST、TFI、GFI、EFS及SPPB等工具可用于老年患者的快速筛查。这些工具通常基于病史与观察，在数分钟内即可完成，具有较好的实用性。衰弱评估工具的选择应依据具体临床目的进行个体化调整，从快速筛查工具到更全面的评估方法（如衰弱指数FI或Fried衰弱表型）用于精细风险分层（图4）。

结构化衰弱管理路径可降低高风险外科患者的再入院率、住院时间及非居家出院比例。通过向临床人员反馈这些结局改善证据，并强调衰弱评分在患者中心决策及术前优化中的作用，可促进其将衰弱评估视为临床核心环节，而非行政负担。

衰弱评估与管理的未来发展方向

近年来，衰弱评估领域的重要进展之一是利用人工智能（AI）基于电子健康记录数据预测衰弱状态。基于AI的风险预测模型有望降低衰弱老年患者围手术期并发症发生率。机器学习方法还可用于识别晚期肿瘤衰弱患者跌倒相关因素，并预测住院期间跌倒风险。

数字化衰弱评估技术亦在发展中，例如基于智能手机的步态分析或握力传感器，并可结合可穿戴设备实现活动与步态的连续监测。活动与心率监测设备的应用正在拓展，用于个体化制定家庭运动干预方案，以改善老年衰弱状态。此外，语音分析等新兴技术也可通过语音特征作为衰弱标志。目前，多组分运动干预项目正在开展，以改善肿瘤衰弱老年患者的发病率与死亡率。

远程医疗在家庭护理人群的衰弱筛查与管理中具有可行性。此外，在疫情背景下，远程康复概念已被引入卒中患者管理，以解决线下就诊受限问题。家庭基础预康复同样可降低衰弱老年患者术后并发症发生率。这些方法有助于恢复日常功能并降低围手术期死亡风险。尽管上述技术在可扩展性与客观性方面具有显著潜力，但在广泛临床应用前仍需充分验证。

既往研究表明，基于电子健康记录预测术后发病率与死亡率在临床上是可行的，并可有效预测衰弱老年患者的术后并发症。因此，在麻醉与手术前对衰弱老年患者进行系统、细致评估至关重要。

结论

早期、系统化的衰弱评估有助于在患者出现急性恶化前识别高风险老年人群，预测术后并发症，指导共享决策，并启动包括预康复及综合老年优化在内的针对性干预。这些策略不仅可降低发病率及功能衰退，还可促进更有意义的治疗决策。衰弱的存在及严重程度应纳入麻醉方式选择、药物管理、血流动力学优化以及围手术期管理策略（包括谵妄预防与早期活动）之中。将衰弱评估有效整合至临床路径，并辅以简化筛查工具及医护人员培训，对于克服时间限制及流程标准化不足等障碍至关重要。未来的发展将依赖人工智能、电子健康记录风险分层、影像与实验室生物标志物以及远程医疗支持的评估体系，以提升评估的可行性与精准性。最终，将衰弱评估嵌入常规围手术期管理流程，是实现个体化麻醉与改善衰弱老年患者远期预后的关键。

（Sung TY, Oh CS. Frailty assessment in perioperative geriatric patients: a narrative review. Anesth Pain Med (Seoul). 2026 Jan;21(1):51-66. doi: 10.17085/apm.25480.）

嘉兴市第二医院麻醉科简介

麻醉手术科建科于1979年，为浙江省医学扶植学科，嘉兴市医学重点支撑学科，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嘉兴市围术期精准麻醉基础研究和临床转化重点实验室。麻醉科人才梯队合理。麻醉科共有成员65人，其中麻醉医生50名，麻醉护士14名，科研员1名，主任医师10名，副主任医师9名，博士3名，硕士35名，教授1名，副教授6名，硕士生导师4名。临床上承担嘉兴地区老年危重病人麻醉联合诊疗中心以及超声可视化教学基地，推动本地区舒适化医疗和围术期快速康复外科快速发展。科研上主攻方向为老年患者围术期脏器功能保护、精准麻醉与可视化技术和围术期认知功能障碍的预防与发病机制三个方向，近三年承担各级科研项目30余项，科研经费500余万元，发表论文80余篇，SCI 20余篇。医教研共同发展为手术科室提供卓越的麻醉手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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