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空间两头挤压 探寻“中国内地+1”出海进化模式

作者：伍俊飞 香港紫荆党总裁、紫荆政策研究院名誉院长

对中国的贸易伙伴而言，2025年是一个令人既惊叹又不安的年份。中国海关总署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年货物贸易顺差飙升至约1.2万亿美元，一举刷新人类有史以来单一经济体年度顺差的最高纪录。这是中国工业实力的纪念碑，但也可能是一座危险的活火山。中国必须主动寻求全球贸易的再平衡，否则将面临一个日益封闭的外部市场。

对于如何给顺差“消肿”，学术界和部分政策智囊团开出了两剂经典药方：扩大进口，以及将过剩的制造业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南方国家。这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中国如果无法减少出口，那就增加购买；如果无法在国内缩减生产规模，那就把工厂搬到越南、孟加拉国、埃塞俄比亚，让那里的工人来完成最后一道工序，顺差数字自然会向新的制造国分流。

两剂经典药方，为何双双失灵？

然而，现实总是比逻辑复杂得多。扩大进口听上去容易，但中国真正想买的东西，包括先进制程芯片、航空发动机、高端光刻机、核心工业软件等，却赫然列在美国及其盟友的禁运清单上。华盛顿主导的技术封锁非但没有松动，反而日益收紧。中国手握万亿美元级别的顺差，却无法将其兑换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最急需的核心技术产品。中国可以买进更多大豆、牛肉、红酒，但这类采购对改善贸易结构的边际效用微乎其微，也远不足以填平顺差的鸿沟。

另一剂药方——产业大规模外迁，同样在实施中处处碰壁。过去十余年来，不少中国劳动密集型企业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南亚乃至非洲，但多数企业的经历并不美妙。一家在孟加拉国设厂的内地纺织业主曾这样描述：当地工人的平均效率只及中国工人的六成，管理精细度要求的提升远远抵消了工资优势；工厂时常面临停电，输港道路每逢雨季就是一片泽国；配套的纽扣、拉链、衬布仍需从中国进口，物流成本高企。更令企业主们始料未及的是汇率，人民币对许多承接产能的国家货币大幅升值，这在无形中侵蚀了原本就薄如刀刃的利润。几年下来，这些先行者的普遍感受是，在海外复制一套中国式的供应链，远比想象中昂贵且艰难。

于是，政策空间被两头挤压。一方面，外部世界要求中国主动减少顺差的呼声愈发尖锐；另一方面，通过扩大进口或产业外迁来实现再平衡的路径，一条被技术封锁堵住，另一条被真实世界的低效与风险所阻。正当决策者在这个两难困局中寻找出路时，中国经济内部的气候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如果说庞大的顺差象征中国制造的外向张力，那么中国国内经济此刻面对的，则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带来的内向收缩压力。2024至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维持在5%，青年失业率徘徊在令人不安的高位。根据国家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的数据，5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5.6%。根据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报告预测，2026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预计将达3.2亿人，占全国7.25亿总就业人口的44%以上。房地产市场的深度调整让千家万户的财富缩水，企业和居民部门不约而同地转向去杠杆模式——提前偿还房贷、缩减不必要开支、暂停扩产计划。整个经济体前所未有地渴望流动性，需求不振的阴影挥之不去。

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大规模资本外流是决策层绝难容忍的。中央政府需要引导宝贵的资金留在国内，用于激活投资、支撑消费、化解地方债务和维持就业。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信号是，金融监管部门近期显著收紧了内地居民在香港开设投资账户的通道，对以“跨境理财通”名义南下的资金流加强审查。这清楚地表明，防止资本无序外逃已成为当前宏观经济治理的一条红线。

悖论就在这里。同一时期，各级政府官员在公开场合不断鼓励企业“走出去”，倡导“出海”的必要性；商务部门组织企业出海抢订单的包机一班接着一班；社交平台上，出海成功学成为一门显学。这形成了一种罕见的政策姿态：嘴上鼓励企业迈向世界，手却要把钱袋子按在国内。人们不禁要问，当“出海”与“资金外流”变成硬币的两面时，企业到底该如何自处？

“中国内地+1”：一种克制的进化思路

在多重目标和约束条件的交错下，一条兼顾各方关切的中间路线可能更符合现实需要，我们可称其为“中国内地+1”模式。

“中国内地+1”的出海底层逻辑目标不是削弱中国内地制造业，而是壮大中国内地制造业的根系。具体而言，该模式主张中国制造企业将全球总部、核心研发、关键零部件制造和高附加值生产环节牢牢锁定在中国内地，仅将一部分最终组装、简单加工或针对特定市场的定制化产线，以轻量级方式延展至境外一个或少数几个据点。那里便是“+1”——它可能是越南北宁省的一间组装车间，也可能是墨西哥蒙特雷市郊的一座包装厂，抑或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内的一条缝纫流水线。

香港：“+1”布局中不可替代的“借景之窗”

在“中国内地+1”的布局版图中，香港将扮演一个格外特殊的角色。内地出海企业把海外总部设于香港，能够充分利用这座自由港独特的禀赋。香港拥有与国际无缝接轨的普通法体系、自由流动的资本账户和成熟的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企业在此设立海外总部，可以高效处理全球合同、知识产权授权和离岸融资，而不必担忧内地严格的外汇管制。更具想象力的是，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合作纵深推进，类似江门大广海湾这样的粤港特别合作区正在浮出水面。一旦港方产业园区在此落地，部分经审慎筛选的制造能力，譬如民用航空、精密装配、生物医药、定制化包装或针对东南亚和“一带一路”市场的终端加工等等，完全可以布局于此。这些产线在物理空间上地处广东，却在海关监管和法律意义上被视为香港制造，享受香港单独关税区的原产地待遇。由此，一根精妙的链条被打通：全球总部在内地，海外总部在香港，研发和核心制造在内地，部分制造在“香港飞地”，资金在“一国”之内循环，商品却以香港身份出海。这既守住了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的底线，又为企业绕开针对内地的贸易壁垒提供了合规路径。

这种架构带来的第一个显性好处——阻止了资本的“连根拔起”。“中国内地+1”只要求企业输出必要且有限的生产能力，而非把整个产业链全盘搬迁到海外。资本开支大幅降低，内地母体仍保持着压倒性的就业创造和税收贡献。它回应了决策层的心病：资金和核心能力留在境内，避免了产业空心化的噩梦，保住了就业机会，也抚平了对外汇储备过快消耗的担忧。同时，这种布局又恰好给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通过在境外完成最后一道工序，货物获得了新的原产地身份，可以绕过针对中国商品的高额关税，进入那些原本正关闭的市场。

更重要的是，从贸易统计的角度看，它能有效“压缩”中国庞大的顺差数字。当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企业将手机组件的90%的附加值和全部知识产权留在大陆，只把终端组装放到老挝的园区，并以“老挝制造”的名义销往欧美时，中国海关的出口报关单上出现的将不再是最终消费品，而是高价值零部件和半成品。由此，中国对目的国的消费品顺差会显著收窄，顺差转化为境外合资企业的当地销售收入，并通过利润汇回、品牌授权费和技术服务费等形式回流内地。国家账户上的贸易不平衡减轻了，但真实的经济利益仍然掌握在中国企业手中。

这种模式也为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升级提供了阶梯。它鼓励企业从单纯的产品输出转向能力输出，利用内地的研发和制造优势，结合境外据点的市场准入和物流便利，构建“大脑在内，主体在内，手足在外”的跨国运营体系。它帮助中国制造摆脱要么全留国内遭遇关税，要么全搬海外导致空心化的二元困境，找到了一种柔性的空间。

风险与代价：“+1”并非乌托邦

“中国内地+1”当然不是毫无代价的乌托邦方案。它要求企业具备较强的跨境管理能力，应对迥异的劳工法律、文化摩擦和地缘政治风险。东道国政府可能会逐步提高原产地门槛，比如迫使中国企业将部分核心工序转移过来以换取市场准入。长远看，这些“+1”据点也可能成长为中国本土的竞争对手。

然而，这些风险恰恰说明了为何选择“+1”而非“+N”或全盘外迁的克制思路更值得追求。与那种将整个工厂连带供应链网络悉数外迁的激进做法相比，“中国内地+1”的投入更小、更可控，退出的灵活性也更高。它无法彻底消除贸易摩擦，但能大幅度缓冲矛盾，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改革和国内结构调整赢得宝贵时间。对于当前面临增长放缓、去杠杆化和就业压力的中国经济而言，稳比快更重要，这种自我约束的出海路径，远比不计成本的资本大出走更符合国家利益。

结语：换一种更柔软的方式嵌入世界

当1.2万亿美元的顺差震动全球，当扩大进口和产业外迁的老路布满荆棘，当国内资产负债表尚未修复而资本外流的警戒线已被死死守住，中国需要一个更精巧、更高级的全球化剧本。“中国内地+1”模式或许就是这个剧本的初稿。它不是对过去四十多年“世界工厂”模式的否定，而是一次审慎的进化——让中国的制造能力继续留在自己手中，但换一种更柔软、更不易遭到围攻的方式嵌入世界。

“中国内地+1”模式需要一个面积更大的香港。这让人想起中国园林艺术中的“借景”手法：不是把墙推倒让花园暴露于荒野，而是在围墙上开一扇窗，引入远山，保持领地完整的同时与外界从容相通。对于在风暴中寻找平衡的中国来说，香港这扇窗可能比一扇大门更有价值。

来源：香港经济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