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德媒给欧洲泼了一盆冷水

文｜陆弃

近日，一篇德国媒体评论把欧洲面对中国竞争时的困境摆到了台面上：欧盟用了数十年建设单一市场，却仍有大量企业因为成员国之间规则割裂而难以跨境经营；与此同时，布鲁塞尔却把相当一部分政策注意力放在中国补贴、产业竞争和贸易壁垒上。欧洲投资银行2025/26年度投资报告显示，62%的欧盟企业表示，在向其他成员国出口时受到规则碎片化的困扰，而消除这些内部壁垒，有望使企业投资资产比率提高10%。

这并不意味着欧盟对中国企业的担忧没有依据。2024年10月，欧盟正式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最终反补贴税，税率根据企业不同从7.8%至35.3%不等，欧盟委员会的理由是调查认定中国电动汽车产业链获得了不公平补贴，并对欧洲生产商造成损害风险。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因此不是“欧洲有没有理由保护产业”，而是保护措施究竟应该解决什么。如果关税是为了争取产业升级的时间，它可以成为工具；如果关税本身被当成恢复竞争力的主要手段，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起来。

因为关税能够改变进口商品的价格，却不能自动改变欧洲企业的研发周期、能源成本、融资环境和生产效率。它可以让某种外国产品进入市场的成本提高，却不能让本土企业因此拥有更便宜的电池、更成熟的供应链、更快的新车型开发速度。更无法解决欧洲长期存在的资本市场分割、行政审批复杂和企业规模不足。

这正是德拉吉报告所指出的欧洲竞争力困境。欧盟委员会对该报告的概括包括生产率增长放缓、人口结构变化、能源成本上升和全球竞争加剧等因素。 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仅仅提高外部竞争者的进入成本，欧洲企业获得的可能只是暂时喘息，而不是新的增长能力。

中国的产业优势也不能被简单归结为“补贴”。以创新能力为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2025》显示，中国首次进入全球创新能力前十，排名第10；中国还拥有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中的24个，数量居各经济体之首，深圳—香港—广州集群位列全球第一，北京和上海—苏州也进入前十。

这些数字并不能证明中国所有产业都已经领先，更不能否认政府政策、产业补贴对部分行业发展的作用。但它至少说明，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具有多重来源：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供应链、产业集群、工程师规模、企业间竞争以及快速形成的生产能力，都可能共同影响最终成本和产品迭代速度。

这也是欧洲政策讨论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产业竞争从来不是单一变量的比较。企业今天生产一辆汽车的成本，不只是某一项补贴决定的，而是研发、零部件、设备、能源、物流、人工、融资和市场规模共同作用的结果。把所有价格优势都解释为补贴，既可能高估贸易政策的作用，也可能低估竞争对手自身形成能力的速度。

而欧洲企业自身给出的答案其实已经相当明确。德国工商大会今年9月公布的一项针对约1300家企业的调查显示，三分之二企业感受到来自中国竞争者的压力，工业企业中的比例达到83%。但面对竞争，88%的企业并不打算退出受到冲击的业务，60%选择产品创新，50%降低成本，39%寻找新的销售市场，31%与中国企业合作。

这个结果很有意思。企业当然希望政府维护公平竞争环境，也有55%的受访企业支持更强的对华贸易措施；但企业真正准备做的事情，仍然是创新、降本、拓展市场和合作。原因并不难理解。中国既是竞争者，也是供应商、技术合作伙伴和重要市场。德国企业如果完全退出中国，不仅会失去销售机会，也可能失去对产业趋势和技术变化的直接接触。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越来越重视欧洲本地生产。

荣鼎集团与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今年5月发布的数据表明，2025年中国企业对欧盟和英国的直接投资达到168亿欧元，同比增长67%；其中绿地投资达到89亿欧元，创下纪录，汽车产业尤其受到中国资本关注。

这意味着贸易壁垒并不一定会让竞争消失，它可能改变竞争发生的地点。原本从中国出口到欧洲的产品，未来可能更多通过欧洲本地工厂生产。对于欧洲而言，这会带来就业、投资和供应链本地化的机会，但也意味着真正的竞争将更加直接——中国企业可能不再只是“欧洲市场之外的进口者”，而成为欧洲本土制造体系中的参与者。因此，欧洲真正需要回答的并不是“如何阻止中国企业进入”，而是“如何让欧洲企业重新拥有持续扩大规模和创新的能力”。

降低能源成本、统一资本市场、减少内部规则壁垒、缩短审批时间、提高研发和产业化效率，这些事情都不如宣布一项关税政策容易，却决定着欧洲工业未来十年能否保持竞争力。欧洲投资银行的数据已经给出了非常清晰的提示：连自己的单一市场都还有大量内部壁垒没有消除，外部贸易政策就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产业问题的替代品。

面对中国，欧洲当然可以选择贸易救济、产业补贴、供应链多元化等政策工具，也可以对国家安全和战略依赖进行风险评估。这些措施本身并不矛盾。真正的问题在于，防御性政策最终必须服务于竞争力建设，而不能取代竞争力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