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的故事还有续篇，《我们的钱瑗》出了增补本

1997年早春，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教授、钱锺书和杨绛的独生女儿钱瑗去世，年仅59岁；次年冬，钱锺书先生去世；2016年5月，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离世，“我们仨在天上重聚了”。这个充溢着亲情与才情的知识分子家庭，曾给予广大读者许多温暖与感动。

《我们的钱瑗（增补本）》 作者：杨绛 等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6年9月

时光流逝，到今年，钱瑗去世已近三十年，又逢杨绛先生逝世十周年。作为畅销多年的《我们仨》内容与情感延续的姊妹篇，《我们的钱瑗（增补本）》近日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全新出版发行。

1938年，杨绛抱着钱瑗在归国邮轮的甲板上。本文图片均由三联书店提供

新版的主体部分保留了2005年初版原貌，“续编”部分则补入了近些年钱瑗的亲友、学生陆续撰写的几篇怀念文章，及信件、照片若干。在《我们仨》中，杨绛先生用一支妙笔写活了一个孝顺谦和、富有情趣的“圆圆”；而在《我们的钱瑗》中，在朋友、学生、丈夫、子女的笔下，则还原出一个作为妻子、母亲、老师、朋友，更为立体的钱瑗——

“她永远是肩上挎着一只硕大的包，怀里抱着书，低着头一个劲儿往前冲。只是有一次在中午时分，我瞥见她在系办公室门口的走廊里站着与人说话，肩上搭着一条织了一半的深蓝色围巾，一边说话，手里一边不停地织着。我不免好奇地问，你还会织毛活呐？她应道，是给妈妈织的，已经织了很久了。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钱瑗悠闲自在的样子。”“钱瑗有着江南女儿的秀丽与精致，跟她不熟的人会因之以为她是柔弱的，其实不然。她忠奸分明，眼里容不得沙；她臧否人物，痛快淋漓。”

20世纪80年代，钱瑗同父母在三里河家中留影。

钱瑗的模样秉性，照片中得来终是平面的，而在众人的回忆文字中，却如此鲜活且高度一致。

丈夫杨伟成：娶到这样的妻子是毕生的福分

续编开篇是杨伟成的《与“我们仨”的缘分》。这篇文章写了两段缘分：一段是杨伟成作为晚辈，与钱锺书、杨绛两位老人之间的来往；另一段，是他与钱瑗从相识到结为夫妻的过程。

1972年3月，钱锺书和杨绛回到北京定居，杨伟成的母亲逐渐与杨绛交上朋友，两家都是上海迁居北京的高知家庭，共同语言不少，长辈们聊着聊着，自然就说到彼此儿女的单身状态。杨伟成说，自己起初对这门可能的亲事并不积极，不是不敬重钱家，而是顾虑重重，更怕自己带着两个孩子，配不上钱瑗。

接触多了以后，杨伟成的顾虑被钱瑗本人一点一点打消了。他在文中写道：“尤其令我钦佩的是她的聪颖、善良和大度。其间还成了三个孩子的‘老师’，从教知识到教做人，耐心教导，循循善诱；她以她的人格魅力赢得孩子们的喜爱和尊敬，从而打消了我起初最大的顾虑。”这里说的“三个孩子”，包括杨伟成的两个子女，以及杨伟成姐姐的儿子。

1974年5月4日，钱瑗与杨伟成登记结婚后在北海公园留影。

杨伟成这样总结自己婚后的感受：“此时，我发现自己找到了理想的人生伴侣。能娶到她这样的妻子是我毕生的福分。我深深感谢岳父钱锺书和岳母杨绛对我的垂青和器重。”

文章里最有生活质地的一段，写的是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的余震时期。当时北京城里人心惶惶，不少市民在室外搭起了“抗震棚”。为了安顿好钱锺书、杨绛两位老人，钱瑗想了一个办法：家里有一张钢管双层床，她让两位老人睡在下铺，上铺的钢丝床垫上先铺一层棕毛垫子，再压上一块木头床板，这样万一有落物砸下来，上铺就成了一道防护层，等于搭出了一个简易但管用的“避震所”。杨伟成写这段时语气平实，但细节里全是钱瑗的周到。

20世纪90年代，钱瑗在北师大校园留影。

1995年春，钱瑗被确诊为肺癌。杨伟成写道：“我十分后悔在她咳嗽长时间未愈时没有怀疑其严重性，直到被确诊为肺癌。她的病情急转直下，至1997年3月去世时还不到60岁。我为失去了心爱的人感到非常痛心，深为自责没有保护好她的身体。”

继女杨敏：母亲的一生可以归纳为很多个“好”

杨敏在《我们的钱瑗》中前后写过两篇关于钱瑗的文章。第一篇《给妈妈的信》写于2004年9月2日；第二篇《我心中的继母钱瑗》则写于2026年4月13日，收入增补本的续编，距钱瑗离世二十九年。

《给妈妈的信》以“亲爱的妈妈”起笔，按时间线回忆：1976年杨敏在北甸劳动时遇到感情问题，钱瑗回长信教她如何处理；1978年杨敏第一次高考失败后，钱瑗鼓励她再考，提及“字典是最好的老师”；1979年高考前，杨敏住进三里河，钱瑗把温习和生活都安排好……

杨敏在信中深情地写道：“你一个人像被‘劈’成许多瓣，工作、父母、婆婆、丈夫、孩子……每个方面都照顾周到，唯独忽视的就是你自己。”并表示：“我们会像你一样：认认真真工作，清清白白做人，平平淡淡生活，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钱瑗在写给杨敏的信中谈到对小孩子的教育

《我心中的继母钱瑗》则更像是一篇对钱瑗的总体评价。杨敏说，钱锺书曾评价杨绛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而她“想将钱瑗的一生归纳为很多个‘好’：好妻子、好母亲、好儿媳、好外婆、好大妈妈、好老师、好同事、好朋友”。文中她明确写道：“在我的心中只有钱瑗这一位母亲，‘血浓于水’的说法对我来说不成立！”

杨敏回忆说，钱瑗与父亲相敬如宾、相濡以沫；与奶奶几十年相处，“除了孝就是顺”；对小外孙，连卫生纸都单独买最贵的。文章还引出钱瑗写给继子女的信：“你不必说什么‘恩’之类的话，这是相互的，如果说我给了你我的感情，我也得到了极大的精神上的满足，设想一个人的美好的感情没有对象给，我看是给了人家也得不到appreciation，那才是最苦的事。”

钱瑗和小外孙亮亮。

钱瑗“心里装着所有人、唯独没有自己”并不是一句泛泛而言的抒情，在《我心中的继母钱瑗》中，杨敏再次写道：“她心里始终装着所有的人，59年的人生真的太短，她为这个社会、为她爱的人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文末，杨敏特别提及：继2024年7月为钱瑗完成北京师范大学校园内墓碑修缮工程后，再版补写这篇文章，是她为钱瑗做的“另一件事情”。

侄子杨知深：鞋盒子“衙门”与“城砖”字典

杨知深是钱瑗的侄子，他写的《我的大妈妈》是续编里最有生活气息的一篇。回忆的起点，是一个4岁孩子对长辈的依恋和“较劲儿”：“我总是一言不发地把小人书放在桌子上傻傻地看着她。有几次她故意假装没有看见我，继续做她的事情，我便一个劲地就在她边上默默无语地傻站着，最后钱姨总是在我的执着下投降。”

钱瑗写给杨知深的信。

在杨知深的记忆里，钱家不仅有着铺天盖地的书，书橱里还有许多自己从没见过的神秘东西。后来他才知道，那件小铜老虎竟然是古代可以统领千军万马的虎符。“从钱姨那儿我还认识了孙悟空和二郎神、大林和小林、豌豆公主、洋葱头、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说谎话长鼻子的匹诺曹等‘中外名人’。在那个时代能有人给我讲这些故事真的是很幸福的事情，从这些有趣的故事里，我这个赖皮小孩子的脑子里好像也明白了一点什么。”

杨知深眼中的钱瑗，不是那种只会板着脸讲道理的长辈，而是一个手很巧、很有童心的人。他称呼钱瑗为“大妈妈”，钱瑗则在信中喊他“臭哥们”。钱瑗会用鞋盒子给他做“衙门”（手工玩具），里面的桌案上甚至还有一块惊堂木。在大妈妈的指导下，杨知深从小培养动手能力，这让他在步入工作岗位后，也常常在单位动手做一些展示设备。“同事和客户见了都很满意，每每此时我都会想到儿时那个‘鞋盒子衙门’——如果用现在的设备做，大妈妈准更高兴，一定把它造得更精致。”

20世纪90年代，钱瑗在研讨会上发言。

最见钱瑗治学态度的，是杨知深写她备课的一段：“她用的字典像‘城砖’，国外最新的资料甚至杂志也会不断融入她的教案中，所以她的教案总是在不断地变化翻新，据说学生们总是对她又爱又‘怕’：大家都爱上她的课，因为上她的课总是能听到有趣而实用的东西；但也害怕，因为她的考试非常灵活，不好对付。”

学生们纪念钱瑗的一棵雪松，称为“敬师松”。

“刚正，像外公；爱教书，像爷爷。”是钱锺书对女儿的评价。从毕业留校到生病去世，钱瑗做了三十八年教师。祝华是钱瑗唯一的博士生，在她珍藏的一页信纸上，恩师曾写下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教师并不像‘蜡烛’——毁灭自己以照亮别人。学生的‘知好歹’是无价的报酬，学生的进步催人努力。”

澎湃新闻记者 王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