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晚年出版再探——基于《竺可桢日记》的考察

关于陈寅恪晚年几本著作的出版情况，已经有傅璇琮、徐俊、高克勤、徐庆全等人写过一系列文章。其中，徐俊2024年发表于《南方周末》的文章中还对竺可桢的相关日记作了分析。

陈寅恪与竺可桢乃交谊数十年的好友兼同学。1949年之后，竺可桢只要有机会到广州，必然会赴中山大学拜访陈寅恪，且每次均会在日记中简略记录两人交流的内容，并常为研究陈寅恪的学者所引用。

不过由于竺可桢所记之处偶有含糊，导致了后人对相关内容的解读未必准确，因此有必要对此再作进一步的梳理。

1964年4月，竺可桢陪同朝鲜科学院代表团到广州访问，其间于13日下午至中山大学拜访了老友姜立夫与陈寅恪。竺“见寅恪更苍老，因去年臀部落地骨脱节未治〔愈〕，迄今接不上，所以只能卧床或坐手推椅。寅恪对于渠为杨树达所著书一序未能刊出，甚不以为然”。（《竺可桢全集》17，99）

当天，陈寅恪还托竺可桢回北京后了解自己的几本著作的出版情况。竺可桢询问了当时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工作的胡道静之后又记道：

陈寅恪所问《金明馆丛稿》由中华书局上海馆处理。

陈寅恪托问他的著作，后由胡道静询明如下：《唐代政治史述要》（即《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编》（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重印。但前者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后者已于去年五月出版。《元白诗笺稿》由上海分局重印。

这段文字是竺可桢事后补记在4月13日的日记上。竺可桢与胡道静的书信交流情况则记于6月27日的日记中，具体如下：

陈寅恪要我询问《隋唐史稿》很久〔前〕交入后何以无消息，近又交《明清之交》一稿，也未知下落。我回后问胡愈之，他不知其事，但说此事中华书局经手其事。适胡道静以沈括《梦溪笔谈》注释事与我通讯，我因问陈《隋唐史稿》下落。他回信中说，《隋唐史稿》实名《金明馆丛稿》,“金明馆”系寅恪书斋名，此稿到中华书局已年余，因沪馆运动较多，所以被搁置，沪馆领导要我代向寅恪致歉意。至于《明清史稿》不在沪馆，可能在北京中华书局总馆，因北京总馆主要编发历史书籍及古典哲学书籍，而沪馆则编发古典文学书籍云。

竺可桢在这里的记述基本准确，但有模糊之处。其中最容易引出歧义的是他在4月13日所补记的两本书稿“已重印”，“但前者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他在这里的意思大概是两书已安排重印，但其中《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要缓出版发行。

竺可桢的这两段日记不长，却另有几处疑问，一是他所说的“《隋唐史稿》”是指哪一本书；二是“《明清之交》”又是指哪一本书，如是指《柳如是别传》，那么陈寅恪曾经把该稿寄到出版社吗？

1964年4月，竺可桢于广州看望老友陈寅恪时合影，左起依次为竺可桢、陈寅恪、唐筼（陈夫人）、姜立夫。

《隋唐史稿》指的是哪一本书

竺可桢对陈寅恪这位老朋友的托付相当用心，把几本书稿的情况都向胡道静询问了一遍。他所说的“中华书局上海馆”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即上海古籍出版社之前身（以下称中华书局上编）。

先看《元白诗笺证稿》（即竺所记的《元白诗笺稿》），此书先于1958年4月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刚成立的中华书局上编于1959年11月再版了此书，这是按照原古典文学出版社的版本予以重印，并且在1962年又再印了一次，印刷厂为中华书局上海印刷厂。

在1959年再版之前，中华书局上编曾经于当年8月21日致信陈寅恪，请他另撰该书的校补记。同年8月24日，陈寅恪即复书，并附上校补记三条。

1962年《元白诗笺证稿》重印之后，上海方面又寄上该书校订本一部，并请陈寅恪提供修订意见。出版方后来并没有收到陈寅恪的修订意见。

到了1965年11月，中华书局上编再发函与陈寅恪，表示“1962年6月份寄给您的元白诗笺证稿新一版二次校订本一部，当时请您审阅并提供修订意见后寄还。至今为时已逾三年，未见寄下，特此函催”。这或许是因为，当时的出版社又有了重印的计划。11月20日，陈寅恪覆信给中华书局上编，寄上“校补记”一份。

从这段历史来看，陈寅恪基本了解《元白诗笺证稿》一书的出版情况，没有托竺可桢代查的理由。竺可桢大约是为了慎重起见，请胡道静将此书的出版事宜也问了一遍。

再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此书的再版要到1982年，其中原因正如胡道静所说，“涉及征高丽事，所以要缓出版”。

至于《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则是于1963年5月在中华书局北京本部再版，完全按照三联书店的旧版重印，印刷厂为北京市印刷一厂，印数3500册。此书于1977年还重印过一次，印刷厂改为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定价0.60元。

胡道静在回函中指出，“《隋唐史稿》实名《金明馆丛稿》”，“此稿到中华书局已年余”。《金明馆丛稿》两编晚至1980年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

从竺可桢所记来看，胡道静向他分别叙述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金明馆丛稿初编》三本书的出版进度，因此后者完全了解这是三本不同的书，并无混淆之处。

徐俊先生在2024年的《南方周末》上发表了《关于陈寅恪“盖棺有期，出版无日”的本事》一文，却认为竺可桢所记的“《隋唐史稿》”并非《金明馆丛稿》，而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原因是“1963年3月陈寅恪才将整理好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寄交中华书局上编”，并非“很久前交入”。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错呢？徐俊先生认为，是因为“胡道静对竺可桢要问的问题理解有欠准确之处，如《唐代政治史述要》《隋唐制度渊源略编》已重印，是误以此前三联印本来回答三联转中华之后重印情况”。

但这样的理解恐怕是有问题的。所谓“三联印本”指的是三联书店1954年所出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与中华书局1963年所出的版本隔了近十年。

而在竺可桢1964年4月的日记中，明确写着“后者（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已于去年五月出版”。也就是说，胡道静指的就是1963年5月所出的那个版本，即北京中华书局版，与三联版毫无关系。

另一方面，陈寅恪在这里所问的是“何以无消息”。显然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华书局与陈寅恪之间失去了日常联系，陈寅恪对书稿的进度缺乏了解，才不得已向竺可桢了解具体情况。如在1963年下半年至1964年之间，陈寅恪与中华书局上编有通畅的交流管道，也就没有托付竺可桢的必要了。

另据徐俊文章所示，陈寅恪于1962年12月19日覆北京中华书局的信件表明，他要对《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再作调整。而在当时，中华书局已经决定缓印此书了。

1963年2月18日，北京中华书局致函陈寅恪，表示“大著‘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种，本局准备先印后者。另一种恐须在本年第三季度以后再作具体考虑”。

陈寅恪与北京中华书局在1963年初左右仍然保持着正常联系，对隋唐两书的具体出版情况是了解的。这似乎可从侧面证明，到1964年，陈寅恪委托竺可桢所重点询问的，应该便是《金明馆丛稿初编》。

退一步讲，即便陈寅恪在委托竺可桢时有语焉不详之处，但胡道静的回函中将陈寅恪几本著作的出版情况都作了准确的表述，不大可能存在将三联印本与中华书局印本相混淆的情况。

关于1962年陶铸与胡乔木看望陈寅恪，陈表示“盖馆有期，出版无日”，所指的究竟是哪一本书，有不少相关的讨论文章。不过这个问题其实不是太重要，陈寅恪此处应为泛泛之言，当时所涉的自然是《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两书，因《金明馆丛稿初编》等书尚未交稿。

《明清之交》又是哪一本书

在竺可桢的日记中，还有陈寅恪“近又交《明清之交》一稿，也未知下落”一句。胡道静在回信中表示此稿不在上海这边，可能在中华书局北京总部。

从当时陈寅恪的写作情况来看，“《明清之交》一稿”指的只能是《柳如是别传》。陈寅恪从1954年开始写作此书，到1963年冬基本完稿，历时10年。

1961年1月底，竺可桢至广州参加热带植物资源开发利用工作会议，其间也曾与陈寅恪会面。不过竺1961年的日记本已经遗失，今天我们在《竺可桢全集》中所见到的其实是他的“记事本”中的相关内容，以原始记录为主。其中1月30日条目记录道：“谢三宾，《一笑堂诗集》，陈寅恪要，要抄一份，北京图书馆。”（《竺可桢全集》16，17）

此条记录说明，竺可桢于当天拜访了陈寅恪，陈在会谈中嘱托为他抄一份《一笑堂诗集》的手稿。

《一笑堂诗集》的作者谢三宾（字象三）曾拜于钱谦益门下，后因与钱争夺柳如是而闹翻，全祖望在《鲒埼亭集》外编有简略之描述。《柳如是别传》论述柳嫁给钱谦益一节时，对此有所展开。陈寅恪想要细览《一笑堂诗集》，自然是为了验证谢与柳之间的关系。

在阅读了《一笑堂诗集》，并与柳之尺牍相对照之后，陈寅恪认为柳如是确与谢三宾有所交往。崇祯十三年（1640）两人绝交后，柳因之发病而避往嘉兴。谢三宾所著《一笑堂诗集》中涉及香山柳枝之作者，“实皆为河东君而赋，无足怪也”。接着，陈寅恪又将《一笑堂诗集》中疑涉柳如是的诗句一一摘出，加以剖析，认为谢三宾在晚年仍对柳如是念念不忘，其论证其实稍有牵强。

《柳如是别传》关于谢柳关系的讨论主要见于第四章，由此来看，陈寅恪写作第四章的时间可能便是在1960-1961年。

陈寅恪托咐竺可桢查抄《一笑堂诗集》，那么他也自应向竺简要说明了写作《柳如是别传》的相关情况。也因此，竺可桢对《柳如是别传》的进展必有相当了解，不会将此书与陈寅恪的其他著作混淆起来。

1963年冬，陈寅恪明确表示，《柳如是别传》终于“粗告完毕”，并作感赋二律，表示“遗属只余传惨恨，著书只与洗烦冤。明清痛史新兼旧，好事何人共讨论”。其中“明清痛史”一句，似与竺可桢所说的《明清史稿》呼应。

既然陈寅恪托竺可桢所问之稿中有《柳如是别传》，那也就意味着，陈在书稿初告完成后，在1963年底至1964年4月13日（竺可桢拜访陈寅恪的时间）之间，已经寄了一份给中华书局上编。但关于这一点，过往似乎没有人提及过。

蒋天枢所编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言，1964年夏《柳如是别传》的初稿才告完成，因其书末的《稿竟说偈》署：“钱柳逝世三百年岁次甲辰夏五月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时年七十五。”这一款署也是人们一般把《柳如是别传》的完稿时间定于1964年夏的主要依据。

不过这一说法的依据其实不足。钱谦益和柳如是都是死于1664年夏5月，陈寅恪在钱柳逝世三百周年之月写此“说偈”，主要还是为了借此纪念两人，而不能说明该书是在当时才完稿的。从陈寅恪所写之诗，以及竺可桢的日记来看，《柳如是别传》就是完稿于1963年底。当时的陈寅恪已经近于全盲，恐怕也不可能再对书稿进行大的修改了。

胡道静认为，此稿并不在上海处，并推测可能在北京总馆。从陈寅恪与中华书局北京本部的通信用辞来看，他对北京中华方面没有什么好感，不会把稿子交到北京。当然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中华书局上编接到书稿后，将它又转到了北京总馆。这样的转稿在当年并不算罕见，1961年6月，顾颉刚接到中华书局打来的电话，获知他的《史林杂识》书稿已经从上海人民出版社转到了中华书局处。

而胡道静对竺可桢所言的“北京总馆主要编发历史书籍及古典哲学书籍，而沪馆则编发古典文学书籍”则并不完全属实。根据196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关于出版分工的会谈纪要，三方决定，“有关作家作品研究的专著，各家均可出版”，但关于古典文学讨论集及研究论文集的出版，则由北京中华书局负责。

《柳如是别传》当然属于专著，因此中华书局与中华书局上编应该都可出版，但在具体实践中，双方是如何具体协调的，似还未有亲历者细述。

1962年3月30日，陈寅恪回函给中华书局上编，表示《柳如是别传》“已至最后一章（也就是第五章），但因材料困难、问题复杂，非一气呵成然后再整理旧稿不可，否则必将功亏一篑也”。

与中华书局上编之间多次联络之后，1962年5月26日，陈寅恪在复函中进一步表示，“总之，拙稿尚未完成，俟完成后寄交尊处。如以为可用，即付刊印，再定合同。如以为不可用，请即刻退还”。在这里，陈再次确认了会将“钱柳因缘诗释证”（即《柳如是别传》）等书稿交托给中华书局上编。

在1962年8月初陈寅恪再复中华书局上编的函中，他又表示先完成《柳如是别传》，再整理《金明馆丛稿初编》。在这个时间点，陈寅恪因跌断右脚，正留住于中山二医院。

陈寅恪的这个说法或许只是借口，因为根据陈正宏的记叙，陈寅恪早在1956年便已经把书稿寄给了古典文学出版社。而作为论文集，该稿似乎也没太多可进一步修改之处。

到1963年3月，陈寅恪终于将《金明馆丛稿初编》寄给了中华书局上编。既然《金明馆丛稿初编》是寄到了中华书局上编处，照理来说，陈寅恪在完成《柳如是别传》之后，也自会交付上海。因此竺可桢所记“交《明清之交》一稿”，似乎是显然的。不过胡道静在询问领导后回函给竺，上海方面没有收到书稿。

而《金明馆丛稿初编》交稿后，也没有从出版社处获得回应。据高克勤先生所述，中华书局上编在接到《金明馆丛稿初编》后，由梅林、金性尧两位编辑先后审读。1963年9月，他俩分别写出审读报告。“中华书局上编领导反复审读后，决定报请上海市出版局，请示《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出版问题，这份请示报告的发文编号为（66）华沪二字第0087号，时为1966年2月，这份报告同时抄报中华书局。”

编辑在1963年9月即出审读报告，出版社却直到1966年2月才报请上海市出版局。中间的两年半发生了什么，其原因或许如胡道静写给竺可桢的信中所说的，“沪馆运动较多，所以被搁置”，当然也可能另有原因。但高克勤先生所说“中华书局上编领导反复审读”恐怕只是他的个人推测，以《金明馆丛稿初编》的体量，再怎么反复阅读也用不了两年多时间。

在当时来说，出版一本书的周期其实并不算太长。竺可桢长期分管中科院属下的科学出版社，在日记中对出版流程和周期颇有记录。根据他的日记，科学出版社从收稿到发排，平均一本书的出版周期大约为7－8个月左右。虽然科学出版与古籍出版在编辑流程上有所差异，但《金明馆丛稿初编》的审稿流程显然是太长了，而且实际上根本没有进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所以真正的问题大概不是“领导反复审读”，而是他们不愿或不敢出版此书而已。

显然，上海方面在这段时间内没有与陈寅恪通报相关信息。陈寅恪对此相当焦虑，才借机托付竺可桢询问相关事宜。之后不久，他又将自己的手稿交与蒋天枢，请他“藏之名山”，将来有机会再作安排。

竺可桢在1964年6月27日接到胡道静的来函，当天下午，竺便作一函与陈寅恪，并将胡道静之函附去。

1965年1月6日下午，钱宝琮和姜立夫（原名蒋佐）夫妇一起拜访了竺可桢。竺得知姜立夫第二天就要回广州，便托他回粤后询问陈寅恪，是否收到了自己去年寄出的三封信。也就是说，竺可桢给陈寅恪写过三封信，但没有得到回音，其内容大概都是关于陈的著作事宜。

1966年3月20日，竺可桢至广州开会，当天下午又到陈寅恪处相谈。竺可桢记录道，“他卧在床上，由他太太招待，但寅恪仍健谈，我坐在床上与他谈一刻钟。关于两年前所托问中华书局印刷事，均与以交待。”（《竺可桢全集》18，65）

既然两人只谈了15分钟，所涉并不深入，竺可桢大约只是将他两年前从胡道静处所了解到的情况向陈又重述了一遍。竺之所述或许进一步坚定了陈寅恪将书稿“藏之名山”的决心。

如前所述，最迟至1965年11月，陈寅恪与中华书局上编之间又恢复了书信联系。但似乎，那个时候的陈寅恪已经放弃了尽快出版的计划，其具体原因不得而知。一个可能的猜测是，陈寅恪“不愿由尊处（即出版社）修改增删”，同时自觉“出版无日”，无意再作进一步尝试。

关于陈寅恪晚年著作的出版情况，他的学生、著作整理者及出版方从不同角度提供了各自的说明，竺可桢的日记则补充了一份他所了解的出版进度。但到目前为止，围绕着陈寅恪的几部晚年著作，尤其是《柳如是别传》，几方叙述之间仍有矛盾之处。

要对《柳如是别传》一书在完稿后的出版遭遇有精确的认识，看来尚需进一步的史料来加以解疑。

王志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