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9年2月17日，云南、广西边境的晨雾尚未散去，中国军队从多个方向进入越南北部，战争由此爆发。3月5日，中国宣布撤军，至3月16日基本完成。这场持续不到一个月的边境战争，战场推进很快，伤亡统计却在此后多年持续争议。
争议的核心，不只是数字大小，更在于“伤亡”和“歼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伤亡通常包括阵亡、负伤、失踪，有时还会计入疾病和事故造成的非战斗减员；而“歼敌”在战争宣传中往往被使用得更宽泛，既可能指毙伤，也可能包含俘虏、失踪人员，甚至是估算数字。
中国方面常见的“约2.7万人伤亡”，通常被理解为参战部队的综合损失，并不等于阵亡人数。按照后来公开的研究资料，中国军队阵亡、负伤、失踪和因病减员分属不同类别，统计口径也因部队、战区和时间而有所差异。把2.7万人直接说成“死亡人数”，显然是不准确的。
越南方面宣称中国军队伤亡六万人以上，主要出现在战争期间及战后早期的宣传材料中。这个数字带有明显的战时动员色彩，其统计依据并未完整公开，也缺少双方都能核验的原始名册。越南军队在宣传中强调“击退入侵”，需要用较大的战果数字证明防御成功，政治意义自然超过了统计学意义。
有意思的是，越南北部当时实行全民防御。正规军、地方部队、民兵和临时动员人员共同参与作战，战场身份并不总是清楚。中国军队在报告中往往区分正规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而越方发布战报时，可能把不同类型的武装力量合并计算。双方统计对象不一致，数字出现明显差距并不奇怪。
战场环境也给核实带来困难。高平、谅山、老街一带多山地、密林和喀斯特地形，许多阵地反复争夺。部队撤离后，遗体搜寻、身份确认和失踪人员登记都需要时间。有些人员当时被列为失踪，后来才确认负伤或归队；也有人因遗体难以辨认，只能依据军籍、战友证言和遗物进行核对。
解放军自身的统计同样经历过修订。战争结束后，各部队要把前线、野战医院、运输线和后方救护机构的记录汇总，再与地方民政部门核对。阵亡者的籍贯、部队番号、入伍时间和安葬地点，往往分散在不同档案中。这样的工作不可能在炮火刚停时完成，因此早期数字与后来公布的数字存在差别，是档案整理造成的正常现象。
还要注意非战斗减员。云南、广西边境气候湿热，部队长距离行军，疾病、跌伤、交通事故和后勤故障都会造成损失。若把这些人员计入“伤亡”，数字便会高于单纯的战斗死亡；若只统计阵亡，又会低估战争对部队造成的实际影响。不同材料采用不同口径，正是数字难以直接比较的重要原因。
从作战进程看，越军在边境地区进行了顽强抵抗，依托工事、村镇和熟悉地形迟滞中国军队推进；中国军队则凭借兵力集中、炮火支援和纵深机动，先后攻占高平、谅山等重要目标。双方损失都不可能只靠一张战报说明。特别是在撤军阶段，部分地区仍有交火，阵亡和失踪人员的归属更难立即厘清。
因此，“解放军伤亡27000人”与“越南宣称中国军队伤亡六万”，并不是两个完全同口径的统计结果。前者更接近中国军队对自身综合损失的估算，后者则属于越南战时宣传中的敌军战果。一个偏重内部核算，一个服务于战争叙事，数字自然会拉开距离。
真正可靠的核对，不能只看宣传口号，也不能拿单一回忆替代档案。军籍记录、烈士名录、医院收治表、战俘资料、地方安葬登记以及双方公开文件，需要相互印证。战争伤亡最终要落实到具体姓名，而不是停留在“几万”这样的概数上。对这场战争的研究，数字越谨慎，结论才越接近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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