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会谈剑拔弩张，风向彻底反转，日本69岁老将出马，与王毅面谈

日本69岁前外相岩屋毅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带团来北京？

表面看，这是一次以经贸和民间交流为主的访华。

可把时间线拉开就会发现，岩屋毅抵京前，中方刚公开点出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对华认知问题。

与此同时，高市早苗又在联合国重提“敌国条款”，日本国内还传出下一阶段大规模扩充无人装备的计划。

经贸想降温，安全政策却继续加码，中日关系真正的矛盾，也因此被摆到了更清楚的位置上。

69岁岩屋毅访华，王毅把三道题摆到桌面上

9月27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岩屋毅率约50人的代表团抵达北京，次日与王毅会见。

岩屋毅1957年出生，今年69岁，曾任日本防卫大臣、外务大臣，目前仍是自民党众议员。这次虽然以民间经贸团体负责人身份来华，但政治分量显然高于普通商界代表。

这次会见最值得注意的，不是谈了多少具体项目，而是王毅对当前中日关系给出了明确判断：明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5周年，但两国关系“又一次面临严峻局面”，有待“再次实现正常化”。

随后，中方把重点分成三个层次：紧迫的是纠正日本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

就在岩屋毅抵京前几天，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国庆招待会上也表示，当前中日关系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并把原因之一指向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对华偏见和消极认知。

岩屋毅则表示，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日本国贸促将推动两国关系回到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

为什么是岩屋毅出马？

一个重要背景是，日本经济界不希望政治摩擦继续侵蚀在华经营环境。

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的调查显示，在华日企中，计划未来一到两年扩大业务的比例只有21.3%，为调查以来最低；64.3%选择维持现状，14.4%考虑缩小、转移或撤出。

这个数据不能解释成“日企集体撤离中国”，因为维持现状仍是主流，但足以说明企业对中国市场更加谨慎，也更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

在小烽看来，这次访华更像一次止损式沟通，而不是日本对华政策已经转向。

岩屋毅能代表一部分希望稳定中日关系的力量，却不能替东京重写安全政策。真正决定关系能否降温的，仍是台湾、历史和安全战略上的实际选择。

经贸团来到北京，日本无人作战扩张计划也浮出水面

9月中旬，共同社披露日本下一期《防卫力整备计划》草案。

报道称，日本政府研究在2027年至2031年五个财年引进约5.2万套无人装备，其中包括约1万架长距离对地攻击无人机、约1300架反舰无人机、约7500架情报搜集和警戒监视无人机；“防区外防卫能力”相关经费可能超过9万亿日元，人工智能和无人装备相关投入约7万亿日元，五年防卫费总额存在扩大到70万亿至80万亿日元的可能。

这些数字目前来自计划草案披露，并不是日本政府已经签字采购5.2万套装备，更不是全部已经进入生产交付阶段。

但大方向已经写进日本官方文件。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提出，计划在2027年度内构建名为SHIELD的多层沿岸防卫体系，大量引进相对低成本的无人机、无人水面艇和无人潜航器。

日本现行防卫力整备计划还提出，要通过无人化、省人化应对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并强化远距离打击、情报监视和跨域作战能力。

换句话说，即使最终数量有所调整，日本把无人作战系统推向下一阶段防卫建设核心位置，已经不是媒体猜测，而是公开的政策方向。

日本为什么突然如此重视无人装备？

一方面，近年的地区冲突已经证明，低成本无人平台能够承担侦察、诱饵、打击、通信中继等大量任务，改变传统高价值有人平台承担全部任务的模式。

另一方面，日本自身的人口结构也在倒逼自卫队提高无人化程度。日本防卫文件已经明确把人口减少、少子老龄化与无人化、省人化联系起来，自卫队招募压力则进一步放大了这种需求。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日本多买了多少无人机，而是这些无人系统准备干什么。

如果主要用于侦察、运输和警戒，那么它更多是传统防卫体系的效率升级；可当装备结构开始出现长航程对地攻击无人机、反舰无人机、无人潜航器，再与远程导弹和情报系统连接起来，性质就不再只是“用机器代替人”。

日本官方把这些能力放在防卫和“反击能力”框架下，但从周边国家视角来看，一旦远程感知、无人平台和防区外武器形成体系，东海、台海以及西南诸岛附近的军事态势都会受到影响。

在小烽看来，判断这一轮变化，不能只盯着“5.2万”这个总数，更要看日本军事建设重心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日本对外强调“专守防卫”；近年来的公开防卫文件中，“防区外防卫能力”“反击能力”“无人资产”“跨域作战”的分量不断增加。

日本认为，这是为了应对周边安全环境变化；中国等周边国家更关心的，则是这些能力是否会突破战后长期形成的政策边界。

双方对同一套军事建设形成完全不同的安全认知，这才是中日关系很难单靠经贸交流重新拉近的原因之一。

高市重提“敌国条款”，历史问题与现实安全政策再次交汇

如果说无人装备体现的是日本现实安全政策的变化，那么高市早苗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则把历史问题重新推到了外交前台。

9月22日，高市早苗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中提出，应尽快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

她援引2005年联合国首脑会议成果，强调成员国当年已经表达删除相关表述的意愿，并把这一要求与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以及安理会改革联系起来。

这个问题不能只看一句“删还是不删”，因为里面同时存在法律和政治两个层面。

联合国大会早在1995年就认定相关条款已经过时，并表达启动删除程序的意愿；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成果文件再次提出删除有关“敌国”表述。

但正式修改《联合国宪章》需要按照第108条履行修宪程序，不仅要获得三分之二会员国批准，还需要包括五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相应批准程序完成。

因此直到今天，“敌国”相关文字仍然保留在《联合国宪章》中。

也就是说，日本要求删除这些文字并不是突然提出的新议题，它有过去联合国文件作为依据。

但中方关注的重点并不只在文字本身，而在日本今天提出这一要求时，其国内安全政策正在发生什么变化。

9月23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回应称，国际社会更关注日本“怎么做”，而不是“怎么说”。

中方认为，日本战后“和平国家”理念应建立在反省历史、与军国主义切割的基础上，并把日本扩大军备、调整安全政策与“敌国条款”问题联系起来，强调有关制度安排在防止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重新威胁国际和平方面仍有现实意义。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王毅会见岩屋毅时，把台湾、历史、对华认知放进同一套逻辑。

对日本而言，经贸合作、安全政策和联合国改革可以作为不同议题分别推进；对中方而言，这几条线却越来越难完全切开。

一边希望维持中国市场和供应链稳定，一边继续强化远程打击与无人作战能力，同时又推动涉及战后国际秩序象征意义的议题，结果就是经贸层面有修复动力，政治安全层面的互信却越来越难恢复。

在小烽看来，中日关系眼下真正值得观察的，不是哪一次代表团访华，也不是哪一句外交表态，而是这两条路线今后如何协调。

只要政治安全分歧继续扩大，经贸交流就很难单独把两国关系拉回原来的轨道；但只要双方仍然保留沟通渠道，也没有必要把局势简单描述成已经失控。

岩屋毅此行真正带回日本的，未必是一份经贸清单，而是中方已经公开摆出的三道题：台湾问题、历史问题、对华认知。

东京接下来如何回应，才会决定中日关系下一阶段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