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1年，北京，史铁生的散文《我与地坛》刊登在《上海文学》第一期。那时的他已经坐在轮椅上多年，身体被病痛反复拉扯，笔下却没有急着诉苦，而是写一座古园，写一个母亲，写人在绝境里怎样重新安排自己的生命。
这篇文章后来被许多读者称为“站着的作品”。有人甚至说，1991年的中国文坛，仿佛只有《我与地坛》立在那里。话说得重，却并非没有缘由。它不靠奇情取胜，也没有刻意制造悲壮，只把一个残疾青年最隐秘的疼痛，慢慢摊在读者面前。
史铁生1951年出生于北京。少年时期，他就读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绩出色，作文尤其突出。1969年，他响应号召前往陕西延安地区插队。那时的史铁生年轻、热烈，相信远方有新的生活等着自己。
几年后，腰腿疾病加重，他回到北京治疗。1972年，双腿瘫痪，年仅二十一岁。人生突然换了轨道，原本可以自由行走的青年，被困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也被困在“今后还能做什么”的疑问中。
出院后的日子很难熬。史铁生曾因绝望而伤害自己，父亲却想办法为他做出一部简陋轮椅，母亲则缝制坐垫和靠背。那部轮椅并不精致，却把他从床边推向了院门，也推向了后来反复出现的地坛。
地坛始建于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它原是皇家祭地的场所，到了史铁生笔下，却成了一个年轻人安放痛苦的地方。他常常摇着轮椅进去，坐在老树、荒草和颓墙之间，看书，发呆，思考死亡。
母亲最担心的，正是儿子会不会走向死亡。她一次次把史铁生送出门，又在家门口久久站着。有时，她还悄悄到地坛寻找，只为确认儿子平安。史铁生曾故意躲起来，看着母亲在园中四处张望，却没有喊她。
“为什么不叫住她？”多年后，他给出的答案不是冷漠，而是年轻人的倔强和羞涩。他终于明白，母亲当时承受的恐惧，或许并不比自己少。只是这份明白来得太晚，母亲已经没有机会听见。
1977年，母亲因肝硬化大出血去世，年仅四十九岁。就在她病情恶化前，还曾试探着说：“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你去看看吧。”她没有等到那次出行，史铁生也从此背负起无法补偿的遗憾。
母亲去世后，他到街道生产组工作，给仿古家具画画，每月收入十几元。那些普通老人没有追问他的伤病，只招呼他一起干活。正是在这种并不宏大的日常里，史铁生逐渐恢复了与外界的联系。
地坛给他的改变，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顿悟。他反复想过一个问题：既然死亡迟早会到来，为什么还要急着结束生命？想通这一层后，真正困难的事情才摆在面前——人活着，究竟要做什么。
答案慢慢靠近写作。1980年，他创作《午餐半小时》；1983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5年，《命若琴弦》发表。那部作品借盲人艺人的命运说明，支撑一个人走下去的，有时并不是结果，而是心中那根不能松开的琴弦。
1989年，史铁生与陈希米结婚。陈希米既是伴侣，也长期承担生活照料和文字整理工作。有人说，婚姻让史铁生身上的沉重感减轻了许多。这个判断未必全面，但稳定的生活确实给了他更充足的写作时间。
《我与地坛》并非一气呵成的回忆录，而是多年思考后的精神记录。史铁生写园中的植物、鸟、人，也写母亲的脚印。他把地坛当作观察命运的窗口，写自己怎样从“为什么是我”的追问，走向“我还能怎样活”的选择。
作品发表后，编辑姚育明认为，这不是普通的怀人散文，而是一个被命运击倒的人重新站立起来的文字。它最有力量的地方，恰恰在于没有把母爱写成空泛的赞美，而是写出了母亲的疲惫、焦虑、沉默，以及一个儿子迟来的理解。
进入二十一世纪，史铁生的身体继续恶化。1998年起，他接受血液透析，却仍在清醒的短暂时间里写作。后来完成的《病隙碎笔》，记录了疾病、信仰、欲望和死亡，也让“病人”这个身份不再只是限制，而成为他观察人生的特殊位置。
2010年12月30日，史铁生突发脑溢血，次日凌晨在北京去世，终年五十九岁。他生前留下遗愿，死后捐献遗体。肝脏、角膜以及其他可供医学使用的组织，按程序用于救治和研究。
《我与地坛》真正留下的，并不是一套面对苦难的标准答案。史铁生没有把自己写成一个永远坚强的人，他承认愤怒、软弱、后悔，也承认对食物、爱情和普通生活的眷恋。正因为如此，那座地坛才不只是一个旧园，而成为他与命运长期谈判的现场。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