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张遗体捐献登记证书编号相连，七旬夫妻想“最后帮社会做点事”

两张编号相连的登记证书，一张尾号是0007，一张尾号是0008。它们属于上海崇明的一对夫妻——唐小萍和曹建成。

前不久，这对年过七旬的老两口终于把一件惦记多年的事办妥了：共同登记为遗体捐献志愿者。

唐小萍和曹建成年轻时

“活着好好过日子，走了就干干净净。”2026年9月，唐小萍在接受澎湃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她和丈夫一辈子没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在上海市红十字会完成遗体（角膜）捐献登记，是多年以来的心愿。

夫妻俩自愿在逝世之后，将遗体、角膜捐献给海军军医大学遗体接受站，用于医学科学事业。不办丧事，不留骨灰，不立墓碑。“最后帮社会做点事。” 唐小萍说。

“我们一拍即合，也不要商量”

对唐小萍和曹建成来说，捐献遗体的想法多年前就已萌生。

上世纪七十年代，唐小萍和曹建成响应号召，从上海赴江西九江工作，两人也在江西相识，结为夫妻。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们听厂里同事聊起自己父母办理了遗体捐献。

那时，大多老百姓听到遗体捐献，只是唏嘘感慨，觉得离自己十分遥远。但唐小萍和曹建成第一反应并未诧异，心里反倒很认同。唐小萍觉得，“如果能帮到别人，能给医院学医的孩子做参考，能救病人，那才算有点价值。”

曹建成回忆，当时妻子提出捐献遗体，他就说可以，“我们一拍即合，也不要商量。”彼时，夫妻俩想回上海办理遗体捐献，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办成，他们只能暂时放下这事。

一直到2026年夏天，夫妻俩的心愿得以落地。在办理之前，他们没有瞒着孩子，并说明了想法。儿子太了解父母的性子，决定尊重他们选择。今年8月，夫妻俩专门抽时间前往崇明区东平镇党群服务中心，找红十字服务站工作人员办理登记手续。填表、确认意愿、核对信息、签字确认，整个过程，夫妻俩没有一点犹豫。崇明区红十字会经办人小田告诉唐小萍，他们是她经办的第一对共同办理遗体捐献的夫妻。

拿到写有红色大字的捐献登记证书，两个人心里都很平静。“这个证可以撤销，政策是允许反悔的。”唐小萍说，“但我们两个心里清楚，绝不会反悔。想了二十多年的事，是我们真实意愿。”

澎湃新闻注意到，根据多地红会发布的遗体及器官捐献问答介绍，完成捐献志愿登记，仅仅是捐献意愿的表达。最终是否能实现捐献，要等到生命离开时，通过严格的医学评估，并征求直系亲属的共同同意。

办完捐献登记手续后，唐小萍没有停下来。

“角膜捐献要在6小时内摘取。”唐小萍知道，遗体捐献有着严苛的时间门槛，尤其是眼角膜摘取，错过时间窗口，捐献就可能落空。他们坦言，角膜捐献时间紧，也正是出于这份考量，希望提前了解捐献的具体步骤。

唐小萍

唐小萍把种种细节都跟儿子交代好了，“我们两个人在的时候没问题，一个人可以打电话。如果先走了一个人，剩下一个人，要么在医院里走、要么在养老院走，那边会通知家属。”曹建成补充道：“既然决定做，就不能马马虎虎，不能最后耽误事。”

“她决定的事，我都同意”

曹建成和唐小萍都已73岁，大半辈子过着奔波劳碌的生活。

“我原来（在江西九江时）在仓库里管事，后来提拔上来，经常外面跑。”曹建成说，“北京我去了5次，天津、东北，全国都跑，大的钢厂我基本上都跑到了。一年有半年在外面。”

曹建成

唐小萍在车间当班长，“缺工我要顶上去，奖金拿全场最高。（当时）工资36块，我可以拿到20块奖金。”

再后来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两个人工资加起来400来块。”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保障，两人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起去广州谋生，2000年回上海。

回上海后，唐小萍做钟点工、当保姆。“在人家家里干活从来不停的，搞卫生要求高，插头插座要戴白手套检查。”她说，自己打扫卫生比别人更干净、动作更快，工资也相对更高。

唐小萍说，那些年是他们最奔波的日子。频繁搬家，没有地方稳定落脚，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搬五次家。“有的租了一两个月，房东要卖房子，肯定要搬。”

后来曹建成的小舅舅去了国外，把房子便宜租给他们，才算安稳下来。2006年，他们在崇明区买了房，但还想在市区打拼一下，直到2018年才搬来崇明。唐小萍一直工作到年纪实在偏大、体力跟不上才停下。

相伴近五十年，夫妻俩很少吵架或红脸。曹建成说，家里大事基本都是唐小萍拿主意，“她心细、想得远，她决定的事，我都同意。”这次遗体捐献，也是唐小萍先提出来，曹建成听完直接点头。

“能做一点贡献，那就是值得的”

身边的邻居、老朋友听说唐小萍和曹建成要捐献遗体，大多表示惊讶、不解。

在农村老一辈人的观念里，“入土为安”是底线。很多老人一辈子操劳，最后就求安安稳稳地走，有后人祭拜。面对亲友劝说，老两口从不争辩，只是默默坚持自己的想法。

这些年，亲戚和邻里的红白喜事，夫妻俩看了太多，心里越看越通透。在老一辈的观念里，老人走了一定要“大办”，酒席、守灵、祭拜、修墓，一步都不能少。唐小萍看到，一场丧事办下来，亲戚来回奔波，规矩礼数多，晚辈累得身心俱疲。

唐小萍说得十分直白：“就算买下一块墓地，后面还要交管理费，下一辈尚且还能代为续交，可再往后，隔了一代的晚辈，可能就不会记得再去交了。”她也见过荒置的墓位，坟头长起了野草，“买下墓地，到头来没人来看望，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夫妻俩看来，人走了，不必执着于祭拜，“这些仪式说到底都是做给活人看的。”唐小萍坦言，“人活着的时候，你对他好、多陪伴、多孝顺，比人死了以后再哭再拜强百倍。”

在了解到捐献的遗体经处理可供医学院教学解剖使用后，两人觉得，“能为国家做一点贡献，那就是值得的”。他们已做好了打算：离世后，遗体供医学研究使用，角膜捐献给需要的人，不保留骨灰，也不举办任何丧葬仪式。

他们也很清楚，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老年人容易有基础病。如果以后患上传染性重病、身体指标不达标，可能达不到捐献要求。即便这样，他们的想法也不会变。

“能捐献就最后帮社会做点事。不能捐献，我们也一切从简，绝不搞铺张浪费。”曹建成说，“我们普通人一辈子平平淡淡，晚年能有这个机会，干干净净离开，已经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