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8年12月下旬，天津以东的塘沽一带风雪交加。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站在盐田边观察地形时，面对的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片泥泞、潮湿、开阔且难以展开兵力的滩地。塘沽这一仗，究竟该不该打，成为平津战役中一个颇为关键的分歧点。
当时，中央军委把控制塘沽、切断平津守军海上退路，作为平津战役部署中的重要一环。塘沽有国民党军队驻守，海面上还有舰艇活动。一旦解放军拿下这里，北平、天津一带的国民党军便很难向海上撤离。
这个设想并非没有道理。平津地区的敌军数量较多，若能把他们封闭在华北，就有可能通过分割包围逐步解决。毛泽东考虑问题，一向不只盯着一城一地，而是把塘沽放进整个平津战场中衡量，担心部队过早攻打天津，会给敌人留下从海上转移的机会。
然而，战场上的命令必须经过地形检验。邓华奉命了解塘沽情况后，很快发现，这里并不是一块适合大兵团强攻的地方。塘沽西北和南面多为盐田、滩地，地面松软，沟渠纵横，部队难以隐蔽接近，也不便于重武器展开。
更棘手的是，国民党军背后就是海口。守军一旦感到正面压力过大，可以依靠舰艇撤走。解放军若在滩地上强行突破，不仅伤亡可能增加，即便攻入部分地区，也未必能把守军全部留下。
邓华把这些情况向上级报告，提出塘沽不宜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可以考虑转攻天津。这个建议并不是为了回避作战，而是认为天津虽然城防坚固，却没有塘沽那样直接依托海面的条件。只要围住天津，便有机会把守军整体困在城内。
林彪没有凭一份电报立即拍板，而是要求指挥员亲自察看。12月27日，刘亚楼、萧华等人到塘沽附近勘察。刘亚楼查看了滩地、盐田和海口情况，又了解了潮汐及舰艇活动状况，判断邓华的担忧确实有事实依据。
当天晚上，刘亚楼召集有关干部研究。他的意思很明确：军委原本要打塘沽，是为了控制海口；但如果塘沽地形不利，敌舰又能够接应，那么强攻就可能付出很大代价。与其把兵力投入难以展开的滩地，不如集中力量解决天津。
会上有人问：“那塘沽还打不打？”
刘亚楼回答：“从现在掌握的情况看，先打天津更有把握。”
邓华、刘亚楼的判断，随后由林彪上报中央军委。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三人并不是以个人意见对抗中央命令，更谈不上简单意义上的“否定”。他们是在完成实地侦察后，根据战场变化，对原定方案提出了调整意见。
毛泽东收到报告后，没有因为前线指挥员改变原定部署而动怒，而是重新核对塘沽的地形、海况和敌军部署。此前的战略设想，重在封锁海口；前线的新情况则表明，塘沽海水不易封冻，舰艇仍具备机动和撤运能力。若强攻塘沽，未必能达到全歼守军的目的。
经过权衡，中央军委接受了攻打天津的建议。这个调整看似是从塘沽转向天津，实际上仍然服务于同一个目标：把平津守军压缩在既定区域内，避免他们借助海上力量逃脱。
1949年1月14日，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发起总攻。天津守军约13万人，防御体系完整，城内工事密集。解放军采取东西对进、分割突破的办法，迅速割裂守军防线。经过激战，天津于1月15日解放，守军主力被歼灭，平津战场的局势随之发生根本变化。
有意思的是，这场分歧所体现的，并不只是一次作战方向的改变。毛泽东的部署着眼全局，邓华和刘亚楼的意见则来自一线地形；一个重在战略目的，一个重在战术条件。两者发生碰撞，方案才更加接近实际。
毛泽东后来一贯强调，听取不同意见是领导工作的重要条件。对塘沽作战方案的调整，正说明战略命令不能脱离现场情况，前线报告也不能只停留在局部得失上。能够让事实修正判断，也能够让局部经验服务于全局目标，这正是平津战役指挥中的一处关键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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