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4月19日，印度尼西亚万隆，周恩来站在亚非会议发言席前，面对来自不同制度、不同立场的代表，讲出了一个后来被反复提及的词：求同存异。
这次会议并非一开始就气氛融洽。殖民统治留下的伤痕尚未消退，冷战对立又把许多国家推向不同阵营。有人担心新中国会输出革命，也有人担心会议被大国利用。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聚在一起，表面上是开会，实际上是在处理一堆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矛盾。
会议由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锡兰和巴基斯坦共同发起。参加者既有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也有仍在争取民族独立的地区；既包括中国、印度、埃及等重要国家，也包括一些国力有限、处境艰难的国家。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很多：民族独立、经济落后、外来干涉，以及如何避免重新成为大国角力的对象。
新中国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率领。代表团出发前，外界对中国的疑虑并不少。周恩来清楚，万隆会议不是宣传某一个国家主张的场合，而是争取相互理解、扩大和平合作的机会。因此，中国代表团没有把重点放在争论制度差异上，而是努力寻找各国都能接受的共同立场。
有意思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的讲话，并没有回避分歧。他指出，亚非国家之间存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政治观点，但这些差异不应成为彼此敌视的理由。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这句话说得直接，也切中了当时会场的紧张情绪。
当有代表对中国的对外政策提出疑问时，周恩来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强调：“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存异。”这并不是简单地把矛盾搁置一旁，而是在承认差异的前提下，先处理各国共同关心的民族独立、和平共处和经济合作问题。
这番态度产生了实际效果。中国代表团积极参加各项讨论，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权和民族自决等问题上，与多数国家寻找交集。对于一些敏感争议，中国没有强行要求所有国家接受单一看法，而是推动通过协商形成最低限度的共同原则。
会议期间，各国代表还讨论了殖民主义遗留问题、附属地人民的权利以及国际和平等议题。对许多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来说，这些内容并非抽象的外交词语，而是与本国命运紧密相连的现实问题。能否在国际事务中平等发言，能否不受外部势力操纵，成为代表们反复强调的核心关切。
1955年4月24日，亚非会议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其中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概括出处理国家关系的十项原则，包括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不以武力解决争端、平等相待以及和平共处等内容。
这十项原则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既吸收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也结合了亚非国家长期反对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共同经验。更重要的是，它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转化为能够进入国际讨论的政治准则。
万隆会议没有消除各国之间的分歧，也没有让冷战格局立即发生变化。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的历史问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之间的矛盾，各国对国际局势的判断，仍然存在差别。可是，会议证明了一件事：亚非国家即使立场不同，也可以通过平等协商发表共同意见。
周恩来的作用，恰恰体现在这种复杂环境中。他既要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又不能让中国被看作只代表某一阵营；既要回应外界疑虑，又要避免把会议变成相互指责的场所。严谨、克制而有针对性的外交表达，使中国在万隆获得了更多理解。
会后，亚非国家之间的交往明显增多，反殖民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获得了更强的国际声势。1961年不结盟运动兴起，也与万隆会议形成的合作意识存在密切联系。万隆精神由此不再只是一次会议留下的口号，而成为亚非国家处理彼此关系的重要思想资源。
对中国外交而言，万隆会议的意义还在于，它打开了新中国同广大亚非国家直接接触的大门。中国不再只是被外部舆论描述的对象，而是在国际会议上以平等身份阐述立场、参与规则讨论。那份公报和十项原则，记录的正是一个时代中亚非国家共同争取发言权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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