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1年，开封，时任开封市委书记戴季英把一封信送到了北京。信里没有请示地方困难，也没有汇报群众工作，而是集中谈到自己的革命资历和历史功劳，并提出希望重新安排职务，担任河南省委书记。这个请求，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戴季英并非没有功劳的人。1906年，他出生在湖北黄安。黄安后来改称红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区域。青年时期，他接触马克思主义，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很早便投身学生运动和地方革命。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安一带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戴季英参与组织群众，推动武装斗争。黄麻起义爆发时，他负责动员和组织工作。起义虽然规模有限，却在鄂豫边地区建立了重要的革命基础，也使他进入了早期红军的领导行列。
此后，他在鄂豫皖根据地逐渐承担更重要的工作。1933年前后，戴季英曾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参与根据地建设、部队整训和群众工作。红二十五军长征先行到达陕北，在鄂豫陕边区开辟根据地时，他也发挥过作用。
那段岁月里，部队不仅要打仗，还要解决群众愿不愿意支持的问题。戴季英推动减轻地方负担，开展土地和政权建设，因而积累了较高声望。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参与新四军第四支队以及河南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工作，1945年担任河南军区政治委员。
有意思的是，戴季英的能力与他的性格，始终纠缠在一起。战争年代需要果断，但果断一旦脱离调查和制度，就可能变成武断。他早年在鄂豫皖根据地参与肃反，错误地扩大打击范围，把不少干部和战士当作可疑对象处理，造成了严重后果。
毛主席后来批评这类做法，指出肃反中的错误带有“机会主义疯狂病”的性质。戴季英因此受到撤职等处分。这个处分并没有抹去他的全部历史贡献，但也说明，革命资历不能成为绕开组织原则的凭据。
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党组织仍然安排他承担重要工作，正是因为他熟悉地方情况，也有较强的组织能力。解放战争初期，他任中原局委员、中原军区副政治委员，和王树声等人共同坚持中原地区的斗争。中原军区牵制了大批国民党军队，为其他战场争取了时间。
1949年以后，戴季英被安排到开封工作。问题也在这个阶段逐渐显露出来。他认为自己的革命资历、军队经历和河南贡献，都足以支撑更高职务。可是组织安排并没有满足这种期待，尤其当一些资历不如自己的干部担任重要职务时，他心中的不平衡越来越明显。
据相关回忆，戴季英在工作中对地方决定消极应付，和领导班子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1951年，他写信向毛主席陈述意见，核心诉求便是要求调整职务。毛主席对此十分严肃，问题并不只在于“要官”，而在于他把个人功劳置于组织安排之上。
毛主席曾严厉指出：“有功劳不能居功自傲。”这句话，正切中了戴季英当时的症结。革命队伍中的职务，是工作需要，不是个人履历兑换而来的待遇。对于一个曾经犯过严重错误、又在现实工作中表现出强烈个人要求的干部，组织不可能只看过去的战功。
随后，戴季英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政治生涯就此中断。这个处理在当时影响很大，也成为他一生中无法回避的转折点。需要说明的是，处分针对的是他当时的政治表现和组织问题，并不等于否定他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全部贡献。
沉寂多年后，戴季英的历史问题得到重新审视。1984年，中央恢复了他的党籍，并给予相应的省部级待遇。晚年，他开始整理战争年代的回忆和史料，向有关方面提供材料。1997年，他被收入《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相关词条，被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
同年，戴季英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关于他的评价，既不能只说他是有功之臣，也不能只把他归结为犯过错误的人。他参加过黄麻起义，领导过根据地和部队建设，也在肃反和职务问题上付出过沉重代价。功与过并存，才是这段经历最难回避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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