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9年12月4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王耀武走出关押多年的院门，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一。有人问他，除家人之外，最想见谁。王耀武沉默片刻，只说了两个字：“粟裕。”
这句话听起来简单，分量却不轻。一个曾经在战场上屡次与人民解放军交锋的国民党将领，为什么会把粟裕排在最想见的人之列？答案并不在私人交情，而在两人跨越二十多年的军事较量中。
1934年12月，王耀武任国民党军补充第一旅旅长，奉命在皖南一带追击红军。红十军团向谭家桥方向转移时，试图依靠山地设伏，打击王耀武部。粟裕当时担任红十军团参谋长，参与了作战部署。
谭家桥地形狭窄，山岭和道路交错，确实适合伏击。不过，战场上的地形优势，必须由准确判断和严密指挥来兑现。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后，王耀武没有仓促溃退，而是迅速收拢兵力，抢占有利高地，依托阵地组织反击。
战斗持续后，红军进攻受阻，部队被迫撤离。红十九师师长寻淮洲在作战中负伤，转移途中因伤势过重牺牲，年仅二十二岁。红军还付出了多名团、师干部伤亡的代价。谭家桥失利，直接加重了红十军团随后在怀玉山地区的困境。
1935年1月，方志敏率部转移时遭到围困，红十军团主力损失严重。方志敏被俘后，于同年8月6日在南昌英勇就义。粟裕率少数部队突围，转入闽浙赣边区坚持斗争。对粟裕而言，谭家桥不是一次普通失利，而是他军事生涯中始终记得的一场教训。
王耀武也由此注意到粟裕。那时的粟裕还不是统率大军的将领，许多决策受制于整体部署，但他在战斗中的判断、组织和应变能力，已经显露出特点。王耀武后来能够记住这个名字，并不奇怪。
王耀武的军事经历，也不是偶然得来的。他早年家境贫寒，曾在天津、上海做店员，后来进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凭借勤奋和谨慎，他逐渐从基层军官升起。1932年，国民党军进攻中央苏区期间，他在宜黄防守战中主张坚守，反对仓促突围。
宜黄被围后，守军坚持二十多天。王耀武的建议得到采纳，他也因此受到蒋介石注意。那场战斗让他获得了重要机会，后来成为国民党军中颇有影响力的将领。有人形容他“只能打胜仗，不能打败仗”，说的正是他善于守城、临阵稳重的一面。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军共同抗击日军，粟裕与王耀武没有再次直接交手。真正的第二次较量，发生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山东。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采取灵活部署，主力突然北上，集中攻击莱芜地区的国民党军。王耀武已经察觉解放军行动异常，曾考虑收缩兵力，但上级命令和战场判断之间出现了矛盾。2月20日至23日，莱芜战役结束，李仙洲集团被歼，李仙洲本人被俘。
这场战斗暴露出国民党军指挥体系中层层请示、难以迅速决断的问题。王耀武并非没有看出危险，只是没有及时把判断转化为行动。粟裕抓住的，正是这一迟疑形成的空隙。
1947年5月的孟良崮战役，王耀武指挥的山东国民党军又遭到重大损失，整编第七十四师被华东野战军围歼，张灵甫战死。严格说，孟良崮并不是王耀武与粟裕的单独对决，却使山东战局发生根本变化，济南也逐渐成为一座孤城。
1948年9月16日，济南战役打响。王耀武此前曾建议放弃济南，但没有被采纳。吴化文部起义后，守军防线迅速松动，解放军从多个方向展开攻击。9月24日，济南解放，王耀武化装出逃。
他带着随从离开城内，冒充普通人赶路。途中，一件不寻常的小事暴露了行踪：农民发现厕所里留下的白色纸张，在当时十分少见。根据这一线索，地方人员展开查问。王耀武起初仍称自己是去青岛治病的商人，面对连续盘问，终于承认：“我就是王耀武。”
被俘后，王耀武没有受到审讯式羞辱，而是被送往相关机构接受教育和改造。后来有人问他为何想见粟裕，他曾表示，粟裕是自己真正交过手、也真正值得研究的对手。对这样的评价，粟裕也并未否认王耀武的能力，称其为国民党高级将领中较有指挥才能的人。
1956年，王耀武被送入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参加学习，整理旧军队资料，逐步改变过去的立场。1959年特赦后，他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整理北伐、抗日战争及国共内战时期的史料，留下二十多万字的文字记录。
1968年7月3日，王耀武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四岁。那个从谭家桥开始便反复出现在彼此军事生涯中的名字，最终成为一名旧军人获准重新面对历史时，最想见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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