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孤儿入内蒙”始末：这些“国家的孩子”，后来怎么样了？

最近，“三千孤儿入内蒙”的故事让笔者大为触动。

坦白说，过去我只知道“八千湘女上天山”，对这段草原往事知之甚少。真正动笔才发现，写好这段往事并不容易。

因年代久远，许多细节散落在档案、论文和零星的报道里，整理起来费时费力。为此，我翻阅了相关的论文、亲历者采访记录和公开史料，才勉强拼凑出这段历史的轮廓。

把它写下来，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60多年前，新中国最困难的那几年，曾有一列列火车载着南方的孤儿一路向北，而广阔无垠的草原，向孩子们敞开了温暖的怀抱。

困难时期，三千孤儿何去何从？

故事的起点，是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

那三年，旱灾、洪涝、虫灾、地震等接连不断，尤以旱灾最为严重。素有鱼米之乡之称的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带，也遭遇了罕见的连续干旱和台风洪涝，粮食大幅减产。

据1961年核实，当年的粮食产量只有287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下降了26.4%，跌到了1951年2874亿斤的水平；棉花、油料作物的产量，比1959年分别下降了37.8%和50.9%，跌到了建国时的水平。

大人都吃不饱，何况孩子呢？

当时，周边省份的许多人都认为：上海是国际化大都市，钱多、粮食多，只要把孩子送到上海孤儿院，孩子就能活命。于是，许多父母抱着一丝希望，纷纷把孩子送进了上海的孤儿院。

但其实，上海也自身难保。据《上海民政志》记载：上海的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收容婴幼儿1770人，次年就翻了近一番，为3525人；1960年仅前三个月就有5277名弃婴入院。

上海、浙江、安徽、江苏等一些城市的几十个孤儿院严重“超载”，孤儿人数达3000多人，奶粉、粮食、经费全面告急，孩子们普遍营养不良，患病、夭折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这些幼小生命的遭遇，很快便惊动了北京。

时任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儿童福利部部长康克清（朱老总的夫人），在南方调研时亲眼目睹了孤儿院的困境，康大姐对此心急如焚，回京后当即把情况直接汇报给了周总理。

周总理听后心情沉重，随即提出了一个方案：请康克清找内蒙古自治区主要领导人乌兰夫将军商量，看能否从内蒙古调一批奶粉南下，以解燃眉之急。乌兰夫将军了解此事后，当即便答应下来。

事实上，当时的内蒙古也很困难。

乌兰夫将军勇挑重担，三千孤儿入内蒙

从1959年到1961年间，内蒙古连续三年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内蒙古总受灾面积达1249万亩；1960年，共有4000万亩农田受灾害影响，占总播种面积的 46%；1961年，内蒙古当年的播种面积为8699万亩，受灾农田占当年播种面积的 64%，为5567余万亩。

粮食大幅减产、牲畜损失严重，不少乳制品厂已经停产，连自给自足都不够，更别说还要送往南方呢？

但乌兰夫将军没有拒绝，他当即将此事带回自治区党委会上讨论。时任党委副书记吉雅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与其调奶粉南下，不如直接把孤儿接到内蒙古来，交给牧民们抚养。

这与乌兰夫将军的想法不谋而合。当时的牧区因为历史原因缺儿少女，牧民们特别喜欢孩子。

把孩子接来，既解了上海、浙江、江苏等地的燃眉之急，又圆了牧民们的家庭梦。调奶粉南下只能救一时，接孩子来内蒙才能救一世。

康大姐立即将这个建议报告给周总理，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并一再叮嘱：一定要把工作做好，把孩子安排好。

乌兰夫将军代表内蒙古立下了那句后来传遍草原的承诺——“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

1960年期，一场大规模的生命转移开始了！

内蒙古自治区档案馆的泛黄纸页上，还留着当年的记录：6月，呼和浩特17人接运组赶赴上海，接回100名孤儿；7月，伊克昭盟19人出发，接回100名；8月，哲里木盟17人接走60名……

在一份“移入儿童设备购置费明细表”里，赫然列着小木床、小毯子、小桌子、便盆、澡盆，以及4500块尿布。

从1960年到1963年，先后有3000多名孤儿登上北区的列车，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六七岁，最小的才有几个月大。

时任阿巴嘎旗医院院长的姜永禄，是该历史事件的亲历者。1960年9月，他带着16人的接运组赴上海，他回忆道：“到上海孤儿院见到孩子们，个个都是大肚皮、皮包骨，体格很差，我当时很担心。”

接运组先跟着保育员实习护理，又采购了药品和氧气瓶，半个月后才带着300个孩子启程北上。

铁路部门特意把最后两节车厢留给他们，乘务员一路送水送粥。由于座位有限，孩子们躺在座位上，工作人员就只能睡在车厢地板上。这段跨越千余公里的漫漫旅程，走了整整6天。

首批赴上海接运孩子的包头接运组遭遇的考验更严峻。火车内白天热到28℃，夜里又骤降十几度，20多个孩子接连高烧。其中有一名孩子的病情突然加重，随时面临死亡的危险。

为了照顾孩子们，工作人员不得不三班倒，喂奶、喂药、换尿布，车厢过道成了晾晒尿布的绳子。

保育员景秀英由于日夜照顾孩子过度劳累，患上了急性肠胃炎，硬是撑到列车抵达呼和浩特。在见到前来接站的育婴院院长时，她只说了一句：“我身体不争气，没有完成好领导交给我的任务”，说完便当场休克。

没有一个孩子被丢下！

辽阔的草原，怎么接住孩子们？

孩子接到草原，只是第一步。

由于水土不服、食物供应不足等问题，孩子们的身体状况很不乐观，有些体质较差的孩子，更是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

尽管困难重重，但各单位始终秉持着“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高要求，全力以赴救助孩子。

在那个连大人都忍饥挨饿的年月，内蒙古可谓倾其所有。

锡林郭勒盟喊出“一切为了孩子”的口号，保育员们每天只吃一顿饭、连夜值班、身心俱疲，但没有一个人有怨言；苏尼特右旗保育院的职工，撸起袖子给病危的孩子献血，有人还前后献了多次。

伊克昭盟的孩子们吃惯大米的肠胃受不了奶食，先是消化不良，随后上吐下泻，情况很不乐观。

为了帮助孩子们战胜疾病，保育员们从家里拿来酥油、奶豆腐和红糖。要知道，当时的一把红糖，是只有老人病重、妇女坐月子才舍得动用的珍贵“药品”。此刻为了孩子们，保育员们毫不犹豫地将它们贡献出来。

乌兰察布盟是当时全区最穷的地方之一，但盟委和政府硬是从行政开支里挤，连冬季取暖费都压缩了，也要保证孩子们急需的鸡蛋、牛奶、白糖等营养品。

1960年冬天，锡盟保育院奶粉告急。工作人员发愁之际，一位老乡便赶着勒勒车来了，车上装着大小不一的冻奶坨，用毡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一看就是一个村里凑出来的。

姜永禄刚要掏钱支付，老乡就急了：这奶子是大伙儿让我给“国家的孩子”的，我不是来卖奶子的！

多么淳朴善良的牧民呀。这些“国家的孩子”之所以能健康成长，离不开每一个自治区人民的努力。

1960年冬，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内蒙古自治区主席乌兰夫将军专程到海拉尔的育婴院看望孩子们。

孩子们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抱着他的腿，一声声喊着“乌爷爷好！”“乌爷爷好！”这位老革命家拉着孩子们的小手，和他们一起唱歌、跳舞，十分开心。

孩子们身体养壮了，领养开始了。

住进蒙古包，有了新名字

或许有人会认为，领养的要求应该不会很高。但其实不然，领养不是谁想要就能要的，必须得是没有孩子、又负担得起的牧民家庭，汉族干部职工想要领养还得经过特批才行。

不仅如此，领养之后并非就“万事大吉”了，相关部门还会继续追踪孩子们的生活状况。

即便如此，草原上还是沸腾了！

年迈的额吉（母亲）、中年妇女、新婚夫妇，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勒勒车，从几百里外争先恐后地赶来。

一位当过喇嘛的老牧民，骑马赶了200多里的路到伊克昭盟育婴院，挑中了一个儿子，把孩子抱上马背，连声道谢。那时孩子人生中第一次骑马，从此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

蒙古族牧民相信缘分。有个襁褓中的婴儿，任凭保育员怎么哄都哭闹不止，一位牧民妇女走过来，孩子便立刻安静下来，定定地望着她。她抱起孩子说：“这是我的孩子，是长生天赐给我的‘吉雅’（礼物）！”

孩子们初到草原时，衣襟上都别着一块写有编号的小布条——那是他们暂时的“名字”。

住进蒙古包，草原额吉给孩子们重新取名：国秀梅、党育宝、格日勒、娜仁花、巴特尔（英雄）、巴图（坚强））。

年仅19岁的蒙古族姑娘都贵玛，自己还没有当过母亲，就被选为四子王旗保育院的保育员，一个人带着28个孩子住进了蒙古包。

她把小床摆成圆形，自己睡正中间，哪个孩子夜里哭醒，她都能第一时间赶到。整整一年多，她没睡过一个完整的觉。

孩子生病了，她就冒着风雪和野狼，深夜骑马几十里去找医生。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她照料的28个孩子，无一夭折。

1979年和1983年，都贵玛两次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2006年7月、12月，都贵玛两次获得“十杰母亲”荣誉称号；2019年9月，都贵玛被授予“人民楷模”国家荣誉称号。

正如央广网评价的那样：都贵玛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在平凡的奉献中感动了无数人。

后来，孩子们怎么样了？

孩子们后来怎么样了？这是所有人最关心的问题。

多年后，周总理仍记挂着这件事，他曾问乌兰夫：“安排到牧区的那些孤儿，都长大成人了吧？”

乌兰夫告诉他：孩子们在牧民的抚育下，有的当了牧民、工人、解放军军官，有的当了基层干部，还有的做了教师、医生和科研工作者。逢年过节，他们都要回蒙古包看望他们的阿爸阿妈。

周总理听后，欣慰地笑了。

草原额吉张凤仙收养了6个汉族孤儿，十几年来她省吃俭用、通宵缝补，动乱年代还把老师请到家里给孩子补课。

在张凤仙培育下，6个孩子个个成才：老大成了气象系统的业务标兵；老二参军两立二等功；老三被评为锡林郭勒盟级先进工作者，并荣立二等功；老四在锡林郭勒盟镶黄旗城关公社担任武装部长；大女儿其木格在太仆寺旗邮电局工作。

1991年，张凤仙老人去世，6个儿女按汉族的传统，在草原上为她立了一块石碑。那是草原上的唯一一块。

还有鄂温克老人高力根、南吉勒玛夫妇，为了给养女敖德巴拉治骨结核，不惜卖掉了牛羊马匹，就连心爱的雕花马鞍都没留下。

长大后的敖德巴拉通晓汉、蒙古、鄂温克、达斡尔等多种语言，后扎根内蒙草原服务乡亲，成了牧民的贴心人，获得全国三八红旗手、五一劳动奖章。

至于“回家乡”，大多数人的答案是否定的，因为草原早已成了他们真正的家乡。

孤儿包凤英直到婚礼前夜，才被养父母告知身世。但她听后却很淡然，她说上海的高楼、江南的水乡只在书本上见过，“那里的繁华跟我没一丝关联，我爱的是自己生长的草原”。

还有一位当年的上海孤儿，当时已经是旗里的干部，却16次婉拒记者采访，理由只有一句：“我是牧民的儿子，草原就是我的母亲，我不需要采访。”

60多年过去，当年那些“国家的孩子”，都已成了花甲老人，当年的额吉大多已经离去。但有些东西留了下来，那就是——3000条被草原接住的生命、几千个被成全的家庭。

此外，还有一句朴素的真理：在最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没有放弃自己的孩子。

天高地阔，说的从来不只是草原的风景，还有人心的格局和温情。

参考文献：

1.1949-1976年的中国 之二 曲折发展的岁月（1956-1966）第197页.丛进著

2.马利.三千孤儿和草原母亲[M].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3.内蒙古接收“三千孤儿”的历史考察及启示研究.高丽然

4.“三千孤儿入内蒙”历史佳话的新时代价值研究.格根图雅

5.“三千孤儿入内蒙”亲历者姜永禄：为了“国家的孩子”.全媒体记者.刘宝华

6.周恩来、乌兰夫与三千孤儿.郝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