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旧历除夕前,北京,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头是叶群,转达江青要在上海找几名部队文艺工作者谈话的意思。刘志坚没有立刻答应,而是追问谈什么,得到的回答却很含糊。
他放下电话,马上向总政治部主任萧华汇报。萧华听完,没有急着安排人员,只提醒了一句:“你要小心那个人。”随后,他给出三条意见:部队文艺工作的方向不能动摇;到了上海只听不争;如果对方所说与事实不符,先记下来,回北京再由总政党委研究。
这番叮嘱并非多余。刘志坚此前已经领教过江青的作风。一次在上海,江青提出杭州方面的警卫工作存在问题。刘志坚考虑到毛泽东的安全,立即通过保密电话通知总参谋部,并赶往杭州向有关领导报告。
事情处理妥当后,他返回上海,却听说江青对他的离开十分不满,还说他“关键时刻跑掉了”。刘志坚解释了原委,并作了检讨。按常理说,这是为公事奔波,谈不上过错;但在当时的环境里,一句带有判断色彩的话,往往比事实本身更棘手。
刘志坚不是善于周旋的人。他早年长期做宣传和政治工作,习惯把话说清楚,把事情办扎实。萧华之所以提醒他,正是担心他把正常的军队工作带入一场并不正常的谈话。
刘志坚的性格,和他的军旅经历密切相关。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在高湖垴战斗中右腿负伤。长征开始后,他拄着伤腿随部队前进,又患上疟疾。部队经过盘县白水镇一带时遭到空袭,他为保护身边人员卧倒,左腿再次被弹片击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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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条腿都留下了严重伤残,他仍被战友搀扶着翻越雪山、走过草地。此后,人们称他“刘跛子”,并非讥讽,而是对这名老红军意志的熟悉。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来又在冀南从事政治工作。
1942年10月,刘志坚带领人员前往大师友村传达会议精神,途中遭日军包围。突围时,他的右腿被机枪打断,从马上跌入沟中。身上的文件无法带走,他便撕碎后吞下,随身怀表也埋进土里,准备迎接最坏的结局。
日军将他押进据点审讯,他始终没有透露有价值的情报。狱中一名负责送饭的人员实际上与我军有联系,刘志坚托其设法把被捕消息传出去。消息送到冀南军区后,陈再道、宋任穷组织营救,在大营至枣强一线设置伏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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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送队伍进入伏击圈后,八路军迅速发起攻击,刘志坚被救出。由于伤势严重,他一度无法行走。这个细节后来十分关键:所谓“被日军俘虏后投敌”,与当时的战斗经过完全不符。
然而,1967年,陈伯达仍以这段经历为依据,指称刘志坚是叛徒。1月11日,中央军委撤销了他的职务,他被隔离审查,身边还安排了警戒人员。战争年代留下的伤口尚未痊愈,新的政治风暴又把他推入困境。
刘志坚没有用激烈方式为自己辩解。他知道,问题并不在那次负伤,而在于有人要把一段营救经过重新解释。许世友、徐向前等老同志曾为他说明情况,但冤案并未立即纠正。
转机出现在1974年国庆前夕。中央政治局讨论国庆招待会名单时,周恩来提出,应当把刘志坚列入名单。接到通知后,刘志坚穿上军装走进人民大会堂。多年隔离之后,他重新出现在老战友面前,叶剑英随后还专门询问了他的身体状况。
这次出席招待会,实际意味着对其处境的改变。邓小平了解情况后,让他在总政治部和部队之间作选择。刘志坚选择到军事科学院工作,后来又接受新的安排。
1975年5月,邓小平决定让刘志坚到昆明军区任职,并交代三件事:把部队工作搞好,反对军队内部的派性,使军队同地方派性脱钩。刘志坚到任后,与王必成深入部队调查,用了一个月了解基层情况,着手恢复正常秩序。
1976年10月以后,相关问题逐步得到清理。刘志坚的历史问题最终获得平反,背负多年的罪名被撤销。此后他回到北京,整理革命经历,撰写回忆文章。2006年3月11日,刘志坚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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