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他介绍，美国海军陆战队在与中国民众交往中接触到该词，陆战队语境下指代高涨热情，字面含义为“共同工作”。
特朗普还提到，二战时期中美曾作为同盟国协同作战，共同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两天后的9月26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特朗普通电话，就多项涉华议题交换意见。
日本媒体将特朗普回溯中美二战同盟历史，描述为“极为罕见”。
厘清“Gung Ho”起源，需区分两条线索。
一是路易·艾黎等人发起的工业合作社运动，二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军官卡尔逊在中国敌后的见闻。
1937年，卡尔逊赴华，到访延安与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八路军组织模式与作战形态。
他发现，装备处于劣势时，八路军靠分散游击与基层自主行动，持续在敌后牵制日军。
返回美国后，卡尔逊把部分理念引入突击队训练，并将“Gung Ho”定为口号。
1943年好莱坞影片《Gung Ho!》上映，该词进入美国大众语言体系。
美式英语中，词义从强调协同合作，逐步演变为形容个体积极性高昂。
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地位，植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胜利成果。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与《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共同搭建起战后国际秩序的法律体系。
中美同为战后国际秩序缔造国与受益国，五常身份均依托二战战胜国地位确立。
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联合国层面提出，希望推动删除《联合国宪章》“敌国条款”。
外界有观点认为，这带有淡化日本战败国身份的意味。
修改《联合国宪章》存在严格程序门槛。
宪章修订案须经联大三分之二会员国表决通过，并获得安理会全体常任理事国批准。
公开立场显示，中俄对相关议题持保留态度，英法也缺乏推动该议题的现实动力。
美国作为二战战胜国，其海外军事部署、全球安全承诺以及美元信用，都与战后秩序密切相关。
若美国为迎合日方而否定二战历史定性，可能削弱自身战胜国法理支撑，因此主动推动动力有限。
即便美国不公开反对，主动促成修改的可能性也较低。
删除条款作为可落地外交目标，操作性有限。
日方将此次高市早苗与特朗普通话，解读为美日同盟稳固的信号。
有分析认为，此举与中美元首会晤释放的信号有关。
特朗普引用“工合”、回顾中美二战同盟历史，发生在中国国家元首访美的中美双边重要外交场合。
公开信息显示，日方希望了解美方立场。
部分观察人士认为，日本在本轮外交互动中更多处于信息接收位置，议程主导空间有限。
美国是二战战胜国，日本是二战战败国。
这一不对等地位是战后国际秩序固有安排，不因美日同盟存在而改变。
美方没有义务就二战历史定性问题，向日方作出专门澄清。
日本希望依托美日同盟推进防务松绑，却难以在中美两大力量之间开辟独立外交回旋空间。
据公开报道，此前高市早苗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表态，曾收到美方提醒，要求日本避免单方面采取激化局势的行动。
有分析认为，这显示美国希望主导对华战略节奏，避免盟友单方面行动影响整体安排。
日本右翼势力倾向于将美日同盟视为可长期动用的战略资源，认为可借同盟在历史议题上突破规则。
但美日同盟建立在战后国际秩序之上，并不改变日本战败国的法律地位。
美国为日本在历史定性问题上背书的可能性较低。
周边关系方面，中日关系持续处于低位，日韩争议未解，日俄关系长期冷淡。
日本对外交涉高度绑定对华议题，外交选择空间受限。
特朗普在白宫引用“工合”，是中美两个二战战胜国对共同历史记忆的一次公开提及。
高市早苗随后安排通话，是日本在中美外交互动出现新变化后作出的外交回应。
在战后国际秩序框架内处理历史相关争议，更符合日本自身利益，也有利于地区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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