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以及8位副主席分别是谁呢？

1949年12月，武汉，中南军政委员会挂牌成立，林彪与一批军政要员共同承担起接管和治理中南地区的重任。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只是肃清残余武装，还有恢复铁路、稳定物价、接收城市和改造旧政权等一连串难题。

中南大区所辖地域广阔，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省情况各不相同。林彪担任主席，主要负责全局统筹；八位副主席，则分别代表军队、地方党政以及民主人士等不同方面，构成了一个颇有特点的领导班子。

林彪当时兼任中南军区司令员和中南局书记。第四野战军南下后，先后参加了湖南、江西、广东、广西等地的解放。1949年12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林彪成为这一大区的最高行政负责人。

但林彪并非单独处理所有事务。由于中南地域太大，地方关系复杂，副主席人选既要有革命资历，也要熟悉地方社会。八位副主席的经历，正好体现了这一安排。

排在前面的，是邓子恢。邓子恢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创建者之一，土地革命时期长期在福建坚持斗争。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南地区分管农村和土地方面的工作，对新区土地改革、基层政权建设颇为熟悉。

邓子恢后来调往中央，担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并于1954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他的工作重点，始终与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密切相关。与林彪的军事统筹相比，邓子恢更像是中南政务中的“内务总管”。

第二位是叶剑英。叶剑英出身广东梅县，长期负责华南方面的军事和地方工作。广州解放后，他担任华南分局书记、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等职，在广东拥有较高威望。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叶剑英不仅担任副主席，还曾代理中南军区司令员。海南岛解放前后的军事部署，以及华南沿海地区的接管，都与他的工作有密切关系。林彪负责中南全局，叶剑英则在华南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位是张云逸。张云逸早年参加革命，曾参与领导百色起义，红七军、红八军的创建和发展，都留下了他的印记。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新四军副军长，是党内少数长期兼具军事与地方工作经验的将领。

1949年后，张云逸主持广西方面的工作，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社会关系复杂，地方势力和旧有秩序交织，接管工作并不轻松。张云逸能够入选副主席，既与其革命资历有关，也与他熟悉南方情况有关。

第四位是程潜。和前几位不同，程潜属于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促成和平起义，湖南大部得以避免大规模战火，这对中南局势产生了直接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程潜担任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席，并出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他曾是同盟会元老，民国时期也担任过重要军政职务，因此在湖南地方社会和旧军政人员中具有一定影响。

第五位是张难先。张难先早年参加反清革命，曾参与长沙、镇南关、萍浏醴等地的革命活动，是湖北近代革命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后，他做过地方财政和行政工作，对地方治理有较深经验。

张难先并不是战场上的将领，却是连接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位代表人物。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68年9月11日，张难先在北京病逝。

第六位是李先念。李先念来自湖北红安，红军时期便已担任重要军政职务。湖北解放后，他负责地方政权接管和经济恢复，面对的是战争造成的交通破坏、物资短缺以及社会秩序重建等现实问题。

李先念担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并以湖北省委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进入中南军政委员会领导班子。后来，他长期主持财经工作，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新中国经济建设领域的重要领导人。

第七位是李雪峰。他是邓小平在太行时期的老部下，长期从事地方党务和组织工作。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李雪峰担任中南局副书记、组织部长等职，主要负责干部管理、组织建设和地方党组织整顿。

这项工作看似不如军事行动显眼，却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在基层站稳。干部如何配备，旧人员如何处理，地方党组织怎样运转，都需要细密而审慎的安排。李雪峰的特点，正是在组织和行政事务上较为稳健。

第八位是陈铭枢。陈铭枢是广东籍军政人物，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叶挺当时担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二人有过上下级关系。

后来，陈铭枢与邓演达等人反对蒋介石的专断统治，参与组建第三党。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民主人士身份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1954年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这八位副主席，身份并不单一：有长期统兵的元帅和大将，有负责地方党政的干部，也有参加民主革命的旧军政人物。中南军政委员会的设置，正是为了把军事接管、地方治理和统一战线结合起来。1954年大区行政机构调整后，中南军政委员会完成历史使命，相关职能转入新的国家和地方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