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4年4月，江西于都、瑞金一带，陈丕显乘车穿过山岭。清明时节的细雨刚停，山路泥泞，车轮不时陷入碎石。已经身居高位的他没有大张旗鼓，只带着少数工作人员，重返半个世纪前出生入死的地方。
这次回来，陈丕显心里装着两件事。一件是祭奠突围中牺牲的战友，另一件，是寻找一位曾救过自己性命的普通农民。那个人留下的姓名，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他的记忆深处。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主力部队开始实行战略转移。陈丕显当时担任中央苏区儿童局书记，年仅18岁。由于地方工作和游击斗争需要，他没有随大部队西进，而是被安排留在中央苏区。
年轻，职务却不低。
留守部队的处境极其艰难。敌军迅速占领县城和交通要道，又以碉堡、封锁线分割苏区。粮食、药品和弹药逐渐短缺，通讯也受到破坏。为了保存力量，被围困在于都南部的红军和地方机关分路突围。
陈丕显所在的队伍，包括中央分局、赣南省机关和部分部队、群众团体，共两千多人。他们向赣粤边方向转移，途中必须经过马岭、牛岭一带。那里山势险峻，敌军早已修筑工事，等待突围队伍进入火力范围。
战斗打响后，红军几次冲击敌军阵地。陈丕显和蔡会文组织火力掩护，试图从侧翼打开缺口。敌军不断增援，枪声在山谷中反复回荡，队伍伤亡越来越大。
阮啸仙亲自带队抢占高地，冲锋时中弹牺牲。刘伯坚腿部负伤，仍靠在树后射击，为战友争取突围时间，最终被敌人俘获并杀害。梁柏台也在突围中重伤被捕，后来遇害。
激战之后，能够冲出包围圈的人所剩无几。陈丕显与蔡会文清点队伍，发现只剩下八十多人。面对这场惨重损失，陈丕显苦涩地说：“你这个司令员，变成连长了。”这句带着苦笑的话背后，是难以言说的悲痛。
蔡会文没有被挫败击倒，带着队伍继续转移。后来，他在赣粤边坚持斗争，逐步恢复力量，却在1936年被叛徒杀害，年仅28岁。与陈丕显一同突围的几位主要领导，最终都倒在了那段最艰险的岁月里。
陈丕显能够活下来，除了战友掩护，还因为一户百姓冒险收留。那位农民原名欧阳石生，当地人称他为“割禾庆”。陈丕显负伤后，曾被安排藏在欧阳家中养伤。敌军搜捕频繁，村民一旦收留红军伤病员，往往全家都要承担风险。
欧阳石生不敢把伤员长期留在家里，便在夜里将陈丕显背到十多里外的山洞中，又让家中一个年幼孩子守在洞口放哨。孩子不容易引起搜查者怀疑，一旦发现异常，就吹响竹箫报信。
药品更加难找。陈丕显发起高烧，欧阳石生冒险进山采药，还设法到药铺购药。为了不让敌人察觉，他借着家中老人和孩子生病的名义取药，再把珍贵的药物留给陈丕显。几番照料后，陈丕显终于退烧，身体逐渐恢复。
临行前，陈丕显摸遍口袋，只有十三个铜板。他坚持把铜板送给恩人，欧阳石生怎么也不肯收，最后只留下三枚。那不是报酬，只是一个负伤战士在当时能够拿出的全部心意。
陈丕显后来多次提起这段经历，始终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够在绝境中坚持，离不开百姓的保护和支持。军民之间的关系，并非口号，而是一个村民背着伤员翻山越岭，是一个孩子在洞口吹响竹箫，也是几味救命草药换来的生机。
然而，工作人员在于都、瑞金一带反复寻找后，带回的却不是重逢消息。陈丕显离开几个月后，欧阳石生一家六口遭到杀害，那个曾经在山洞口放哨的孩子也未能幸免。
听到这里，陈丕显当场失声痛哭。过了很久，他才哽咽着说：“这个人的名字，我一辈子忘不了。”这场迟到半个世纪的寻找，最终没有等来恩人的身影，却让一户普通人家在革命历史中留下了无法抹去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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