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炮声渐稀，傅作义在中南海附近反复查看城防地图，面前摆着的，不只是几支部队的去留，更是一座古城是否免遭战火的问题。
此时，平津战役的胜负其实已经十分明朗。辽沈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华北国民党军队的战略空间被迅速压缩。天津失守，北平便成了一座孤城。傅作义麾下虽有数十万人，却很难再组织起有效的战略反击。
傅作义并非没有打过硬仗。涿州之战使他成名，抗战期间又参加长城抗战、忻口会战，并在绥远地区多次与日军交锋。解放战争初期，他也曾在华北取得局部优势。
但战场上的胜负，从来不只取决于将领个人。到了1948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在东北遭受重创，华北各部之间又缺乏真正统一的指挥体系，傅作义纵有作战经验，也难以挽回整体局势。
有意思的是，傅作义手下四个兵团司令，立场并不一致。四人中，真正与傅作义长期共事、关系密切的只有孙兰峰；其余三人分别属于中央军系统，名义上听命于华北“剿总”，实际上与南京方面联系更紧。
这种安排，本身就带有牵制意味。蒋介石需要傅作义守住华北，却又不愿让地方实力派完全掌握所有部队。因此，中央军兵团既是作战力量，也是放在傅作义身边的监视力量。
第11兵团司令孙兰峰，是傅作义多年的部下。1925年，两人同在晋军任职，傅作义担任团长，孙兰峰还是基层军官。二十多年间，孙兰峰随傅作义南征北战，关系非同一般。
北平局势变化后，孙兰峰一度无法接受傅作义的决定。傅作义找他谈过，意思很直接：“战事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你若想离开，我不拦你。”
孙兰峰确实离开了北平，但没有直接前往南京，而是去了绥远，投奔旧部董其武。后来，在局势和傅作义等人的推动下，董其武于1949年9月率部起义。孙兰峰也逐渐改变看法，最终接受改编，成为四个兵团司令中后来走向起义的一员。
第17兵团司令侯镜如，情况更为复杂。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早年曾在周恩来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与组织失去联系，进入国民党军队任职。平津战役期间，他驻守塘沽，所辖部队成分复杂，许多部队并不完全听从他的调度。
侯镜如没有公开改变旗帜，却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部属，使第92军部分师在平津战役后接受改编。此后，他继续留在国民党军政体系内部，从事策动起义和争取部队的工作。因身份暴露，他转赴香港，1952年回到北京。
第4兵团司令李文和第9兵团司令石觉，则选择了另一条路。两人都是黄埔出身，也都是蒋介石长期信任的将领。傅作义决定与解放军谈判后，他们坚决反对，主张继续抵抗。
不过，北平的局面已经容不得他们另行部署。傅作义没有强行扣留二人，而是安排他们离开北平，前往南京。这个处理方式，既避免了城内发生新的冲突，也说明傅作义当时已经把保全城市和部队放在了个人关系之前。
李文后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1949年12月27日，他在四川邛崃向解放军投降。此后被送往学习，1950年3月设法离开，辗转到香港，1951年4月经蒋介石同意前往台湾。
石觉的经历与李文相近。上海战事失利后，他率部退往舟山，随后前往台湾。晚年，他长期推广太极拳，在当地军政人员和民间习练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
四个人，四种选择。孙兰峰最终接受改编，侯镜如长期开展隐蔽工作，李文和石觉则始终站在蒋介石一边。北平和平解放，并不是所有人意见一致后的自然结果，而是傅作义在军事压力、政治现实和古城安危之间作出的艰难取舍。
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接管北平城防。城门没有被炮火轰开，古建筑和街巷得以保存。傅作义麾下四个兵团司令的不同去向，也由此成为平津战役尾声中颇具代表性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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