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国企最大开销不是工资，而是养高管，该动真格了

2026年4月，某省属钢铁厂一位干了28年的老工人说了一段话，被反复转发：“我们每天在高温下炼钢，一身汗一身灰，月薪五千多，十年没怎么涨；厂长年薪八十多万，坐在办公室里，待遇还越来越好。”

这段话之所以被广泛传播，是因为它戳中了一个很多人都能感知、但很少被认真讨论的问题：央国企最大的开销，到底花在了哪里？

需要先把话说清楚。财政部和国资委的公开数据显示，央国企整体最大的成本项是原材料采购、能源消耗、设备折旧、产业链款项和全体职工薪酬总额，高管薪酬在企业总成本中占比并不高。“最大开销就是养高管”这个说法，如果按财务口径严格算，并不完全成立。

但老百姓之所以对这个话题格外敏感，是因为他们关心的从来不只是账面工资。真正值得审视的，是高管背后的综合成本——年薪之外的职务消费、隐性福利、冗余的管理层架构，以及那些“企业亏了高管照拿”的薪酬机制。这些问题不解决，一句“占比不高”很难让人服气。

账面差距已经够大了，隐性差距更惊人。

根据2025至2026年的公开数据，央企负责人平均年薪约85万到95万元，地方国企高管普遍在40万到70万元之间，能源、金融等行业部分子公司高管年薪甚至破百万。而国企一线职工平均年薪仅6万到10万元，月薪大多集中在3000到8000元。换算下来，央企高管与一线工人薪酬差距平均达9到12倍，能源、金融等行业部分企业超过15倍，个别地方国企子公司差距高达30倍。而国家规定的红线是“央企差距不超8倍”。

某能源央企总经理年薪182万，同体系基层技术岗全年才9.8万，差了快20倍；某省属能源国企，总经理年薪200万，下井的一线采煤工全年到手才8万，月薪刚过6千。82万除以5万，16倍——领导一个人的年薪，够养16个基层员工。

但账面工资只是冰山一角。国企领导有实际的“专车”，司机开、油费报销、保险保养单位出，折合下来每年多出三四万的用车福利。公积金按最高比例、最高基数缴纳，一个月可能七八千，一年接近十万。通信补贴、体检标准、出差标准、过节费，每一项单看不多，加在一起一年十几万。有人算过：领导公示年薪80万，加上隐性福利，实际到手不低于100万。而基层员工公示月薪3500，加上各种扣减，实际到手2500。账面差10倍，实际可能差15倍。

企业亏了，高管薪酬为什么不降？

这才是真正让人不满的地方。华发股份2025年归母净利润大亏94.96亿元，同比大跌1085.54%，2026年一季度又亏了9.46亿元。而董事长郭凌勇2025年年薪129.76万元，副董事长汤建军165.3万元，总裁陈茵120.21万元。更早的数据显示，郭凌勇2021年至2024年的年薪分别为577.4万、597.1万、577.4万、263.04万元，四年合计拿了2014.94万元。

中化装备连续几年亏损累计达到大几十亿元，投资者的质问很直接：“给国有资产造成重大流失，广大股东也因股价不断下跌面临巨大亏损，而贵司董事长的年薪却高达近300万元，请问这个公平吗？”燕赵财险2023年净亏损约4.53亿元，创成立以来最大亏损纪录，而高管年薪大涨三倍。

薪酬与业绩严重倒挂，绩效考核形同虚设，管理层“旱涝保收”，被投资者广泛质疑“高薪躺平、尸位素餐”。

2026年的改革，确实在动真格。

国资委46号令《中央企业违规经营投资责任追究实施办法》2026年1月1日正式施行，追责情形从72种扩容至98种，明确了薪酬追索扣回机制：企业发生资产损失或不良后果的，可以扣减和追索责任认定年度50%以下的绩效年薪。

2026年起央企负责人薪酬调整实行“负面清单管理”。企业年度亏损的，仅允许发放基本年薪，全额停发绩效年薪与任期激励，直至扭亏为盈；国有资产未实现保值增值的，全年工资总额预算冻结，管理层全员零涨薪，次年仍未达标，同步下调基本年薪核定基数。

中办国办2026年2月修订印发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廉洁从业规定》，明确禁止58种行为，其中专门针对“在培训活动、办公用房、公务用车、业务招待、差旅费用等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方面超过规定的标准、范围”作出禁止性规定。

改革的逻辑很清晰：高管的薪酬必须和企业的经营业绩绑定，不能再出现“企业亏了高管照拿”的局面。

但落地层面还有两个堵点。

第一个堵点是信息不透明。目前薪酬信息公开的颗粒度不够，公众只能看到基本年薪和绩效年薪的汇总数字，看不到职务消费的具体明细，看不到公积金缴纳基数，看不到补充医保和企业年金的单位缴存比例。普通员工的薪酬有严格的工资总额管控，每一笔都清清楚楚；而管理层的综合支出科目多、形式杂，有的通过发票报销、劳务票据、下属子公司走账来发放，隐蔽性更强。阳光照不到的地方，猫腻就藏在里面。

第二个堵点是“只控高管天花板，不抬基层地板”。2026年3月24日，财政部将烟草、石油石化、电力等资源垄断型央企的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25%拉满至35%。但央企上缴的利润进入的是中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用于公共支出和产业布局，与在职职工的工资总额是两条独立的财务链路。利润多上缴，管住的是高管的天花板，不是抬高基层的地板。

基层职工的待遇改善，仍然要等工资总额管理和企业内部二次分配的落地。

“最大开销是养高管”这个说法，严格算财务账并不准确。

央国企真正的成本大头是原材料、能源和数十万员工的薪酬总额。但这句话之所以能引发广泛共鸣，是因为它指向了一个真实的痛点：高管综合成本的隐蔽性太强，薪酬与业绩的绑定太弱，企业亏损时降薪的刀刃总是先落在基层身上。

2026年3月，中铁某子公司因效益下滑触发薪酬总额下调15%。具体的分配结果是：领导降25%，基层降30%。基层降幅反而更大。这个案例本身就是最好的注脚。如果高管薪酬与业绩的绑定真的到位了，如果职务消费的透明度真的够了，如果企业亏损时管理层先扛而不是基层先扛，老百姓的质疑自然会少。

该动真格的不是“砍掉高管的所有待遇”，是把账本摊开，让每一分钱都在阳光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