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爱尔兰选择中立！德瓦莱拉：拒绝让英国使用爱尔兰港口

别再谈“爱尔兰式欢乐”了，来看看一个沉溺于历史受害者叙事的现代爱尔兰。健力士黑啤、待人热情，还有所谓的“爱尔兰式欢乐”。在善意的刻板印象中，爱尔兰是诗人和讲故事者的乐土，热衷于幽默，却又不失正派。如今，在国际舞台上，爱尔兰的角色似乎仅限于偶尔说服轻信的美国人相信他们的曾祖母来自科克，趁机赚取一些经济利益。

展现在世人眼前的却是另一个爱尔兰：自认为占据道德高地，满怀愤怒，执着于自己的历史受害经历，并热衷于对他国行为指手画脚。周日晚，爱尔兰足球队在匈牙利与以色列队进行了一场欧洲国家联赛比赛。赛前，爱尔兰球员佩戴黑色臂章；在以色列国歌奏响时，他们低下了头。双方没有按惯例在赛前握手。

但就在约六周前，爱尔兰板球队与阿富汗男子板球队交手。阿富汗被塔利班统治，女性在其政权下被系统性地排斥出公共生活。爱尔兰却热情接待了阿富汗队，最终阿富汗队以4比0赢得系列赛。再看看欧洲歌唱大赛。今年，由于以色列获准参赛，爱尔兰选择不参加。爱尔兰广播电视台宣布，在这种情况下参赛“违背良知”。

别忘了，这可是欧洲歌唱大赛：一场以才艺参差、表演夸张著称的盛会，过去似乎只要一个国家有电视发射设备，就能参赛。但在严肃的爱尔兰广播电视台眼里，它仿佛成了维也纳会议。这里同样有虚伪之处。阿塞拜疆以武力夺取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并几乎将当地亚美尼亚族人口驱离。期间及其后，阿塞拜疆一直参加欧洲歌唱大赛，爱尔兰也照常参赛。今年在维也纳的比赛中，以色列由诺姆·贝坦代表参赛。

爱尔兰似乎给自己安排了一个奇怪的角色：世界的道德督导者。它不断评判其他国家的行为，尤其是以色列和英国，却不太愿意审视自己的历史。那么，让我们来看看这段历史。在20世纪最重大的道德与军事斗争——反抗希特勒的战争中，爱尔兰选择中立。这个决定背后有复杂的历史原因，爱尔兰也曾以不公开的方式向盟军提供重要帮助。

但时任爱尔兰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拒绝让英国使用爱尔兰港口，尽管这些港口对大西洋战役至关重要。爱尔兰拒绝做出正确选择，令许多英国海员付出了生命代价。还有一件事不应被遗忘。1945年5月2日，希特勒已死，集中营陆续获解放，纳粹暴行昭然若揭，德瓦莱拉却拜访德国驻爱尔兰代表，对希特勒之死表示哀悼。这样的举动，又该如何看待？

爱尔兰战后对待犹太人的记录，也让它今天的道德姿态显得格外尴尬。1945年9月的一场政府跨部门会议纪要写道：“司法部的政策是限制犹太人移民。”政府担忧犹太人的“财富和影响力”，声称犹太人不像其他移民那样融入社会。詹姆斯·乔伊斯在《尤利西斯》中借迪西先生之口说：“据说，爱尔兰有幸成为唯一从未迫害犹太人的国家……因为她从未让他们进来。”

当然，今天的爱尔兰人不必为德瓦莱拉的作为负责。但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话语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反复翻检历史、援引自身受害经历，并据此主张不容置疑的道德权威之上，那么当别人也翻检这段历史时，它就不能抱怨。

人们或许以为，这些历史会让爱尔兰在评判以色列时多一点谦逊。毕竟，纳粹毒气室的历史，已深刻证明了犹太国家存在的必要性。自以为是并不会轻易让位于现实。于是，我们看到爱尔兰名人不断就巴勒斯坦问题发声。

作家萨莉·鲁尼承诺，将自己从英国广播公司获得的版税收入捐给被列为恐怖组织的“巴勒斯坦行动”。她说：“如果这让我成了‘恐怖主义支持者’……那就这样吧。”

还有演员利亚姆·坎宁安。他因在一部讲述龙的电视剧中饰演独手走私者而出名，如今却觉得自己有资格不断评论一个从未到访过的国家的军事行动。当然，他曾坐上格蕾塔·通贝里那支荒唐而引人注目的船队，算是离那里近过一次。

或许最过分的还是曾担任爱尔兰总统14年的迈克尔·D·希金斯。在出任总统前，他曾教授政治学和社会学，也常被拍到带着他的大狗，一副年长而温和的模样。但他一开口，情况就不同了。2024年，爱尔兰首席拉比约尼·维德与其他犹太社群代表拜访希金斯，讨论爱尔兰犹太人对反犹主义日益加深的担忧。

据维德说，希金斯的回应却是向他们讲述以色列犯下的暴行。想想这意味着什么：本国的犹太公民告诉你，他们感到害怕，而你的回答却是向他们解释以色列有多邪恶。如今，凯瑟琳·康诺利接替了希金斯。她声称通过“做志愿者”来“学习社会主义”，这话多少让人可以想见她的作风。

当选总统前，她曾将以色列称为“无赖国家”和“恐怖主义国家”。选民似乎觉得，让一位党派立场强烈、缺乏地缘政治常识又喋喋不休的人占据这个礼仪性总统职位，还不够。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与许多地方一样，爱尔兰发现了长期以受害者自居的好处。它把自身受英国统治的历史，投射到几乎所有国际冲突上。于是，贝尔法斯特的壁画轻易地将爱尔兰对应为巴勒斯坦，将爱尔兰大饥荒对应为加沙；爱尔兰绝食抗议者对应着巴勒斯坦囚犯，饥荒又对应着加沙。历史成了一出角色早已分配好的道德剧。

这套历史类比被无休止地重复：爱尔兰曾遭英国殖民，巴勒斯坦人正遭以色列殖民，因此巴勒斯坦人就是爱尔兰人，以色列人就是英国人。在这样的叙事中，巴勒斯坦和爱尔兰永远是受压迫的一方。受害者身份仿佛可以世代相传，还能成为一张可转移的道德凭证。这样做的好处是，爱尔兰可以永远把自己描绘成弱小的一方，哪怕它已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其经济模式也吸引着逐利的美国科技巨头。

欧盟委员会认定，爱尔兰给予苹果公司数十亿的非法税收优惠。人们或许以为，这个坚守原则的小共和国会欣然收下这笔钱。事实却是，爱尔兰对欧盟委员会的决定提出抗辩，竭力拒收一笔本可用于建设学校和医院的资金。2024年，欧盟最高法院最终作出不利于爱尔兰和苹果公司的裁决，迫使爱尔兰收下这笔钱。

我认识许多善良、有道德感、真诚相信自己理念的爱尔兰人。但围绕怨愤与双重标准形成的政治，已经深深影响了这个国家，并造成了相当大的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