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0年代初，北京东郊农场里常能见到一个穿着朴素、脚步很快的老人。他不是农场编制里的普通职工，却总爱往田间地头钻，遇到播种、施肥、灌溉一类的事情，便停下来询问。这个人，就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陈永贵。
有人见他年纪大，劝道：“您在屋里歇着就行，地里的事交给我们。”陈永贵却摆摆手：“庄稼不会因为人老了，就少一道工序。”
陈永贵一生和土地打交道。早年，他在山西昔阳县大寨村生活，做过长工、伙计，也干过矿上的苦活。幼年失去双亲后，他的生活并不顺遂，正是这些经历，使他对农民的辛苦有着直接而深刻的体会。
1948年，陈永贵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农业生产上，先后成为县、省劳动模范。大寨进入全国视野后，他也从一个普通农民，走上了更大的政治舞台。1975年，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备受关注的农民出身领导干部。
但位置越高，身上的责任越重。离开领导岗位后，他住进北京木樨地的干部公寓，组织上为他安排了生活保障，也配有车辆。按规定，这些都是应有待遇，可陈永贵心里却不太踏实。
“总不能什么都不干，光靠组织养着。”这句话，曾被身边人多次听到。
他的性格一向如此。无论在大寨，还是到北京任职，他都不习惯把自己放在一旁。有关方面考虑到他长期从事农业工作，便安排他到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这个安排看似平常，实际上很合他的脾气：既能继续接触土地，也不必再承担过去那样繁重的行政事务。
到了农场，陈永贵并没有把“顾问”当成闲职。他会询问土壤情况，查看作物长势，也会和工人讨论农机使用、田间管理。说话直，意见也直，有时让人觉得不太客气，但农场职工知道，他讲的都是自己干过、见过的事。
有意思的是，他在农场并不摆架子。吃饭时和大家坐在一起，谈起庄稼便兴致很高；谁家遇到困难，他也愿意听一听。农场上下对他的评价较好，并不只是因为他的身份，更因为他确实懂农业，也愿意把心思放在实际事情上。
陈永贵没有回昔阳养老，原因并非不思念故乡。相反，他对大寨有很深的感情。那里有他少年时吃过的苦，也有他后来成名的地方。只是，故乡对他而言，早已不再只是一个安静的居住地。
陈永贵的妻子宋玉林曾说明，他晚年并没有长期回老家生活。与他关系密切的记者冯东书也谈到过其中缘由：陈永贵在农民心中的分量很重，回到昔阳后，必然会引来许多人登门请教，地方干部处理事情时也难免顾虑更多。
这并不是说他会有意干预地方工作，而是他的经历和声望摆在那里。一个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又在大寨拥有巨大影响力的人，一旦长期住回县里，任何一句评价，都可能被反复揣摩。对地方来说，这种影响并不容易处理。
更现实的是，陈永贵本人说话办事很少绕弯。他习惯把看到的问题直接讲出来，遇到不合理的现象，也不愿装作没看见。这样的性格在农场可以成为经验，在地方环境中却可能带来额外压力。留在北京，反倒能让昔阳减少许多不必要的牵扯。
家庭因素也不能忽略。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李虎妮于1965年因病去世，后来他与宋玉林成婚。宋玉林同样有农村和革命工作的经历，婚后承担了不少家庭事务。陈永贵在外工作多年，退下来后更愿意把时间留给家人，而不是重新回到公众视线的中心。
据身边人回忆，他在家中并不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人物，能做的家务也会动手。到北京后，他还注意到当地家庭常常由夫妻共同操持饭菜，便把这种习惯带回家中。小事看似普通，却能看出他的生活态度。
晚年，陈永贵患上肺癌，身体状况逐渐恶化。他曾向医生表示，不必再使用太贵重的药物，但医护人员并没有因此停止治疗。住院期间，他很少为日常琐事麻烦别人，临近生命尽头时，只提出想吃一块西瓜。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根据他的遗愿，身后事从简，骨灰撒在大寨，但不使用飞机。他没有选择回乡居住，却用这样的方式，把自己最后的归宿交还给了那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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