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集训基地的第四天,在第五人格项目的房间内,训练被按下了暂停键。
上午开始,训练室里的气氛就有些不对。监管者孙乐(ID:白露)和石祥威(ID:年锦)待在一间训练室内,另一边是求生者。在一墙之隔的另一边,孙乐能够明显察觉到对面的变化,“大家似乎非常疲惫”。到了下午,求生者的训练室内似乎传出了“打不下去”的声音。
主教练朱天龙索性叫停训练,把两名监管者也叫到求生者训练室。他要求管理人员暂时离开,关上房门,只留下七名运动员和三名教练。
集训的前四天,队员们几乎完全接触不到手机。相较于俱乐部,这里的训练强度更大,饮食和作息都有着严格的规定。前两天大家咬着牙扛了下来,但最初的新鲜感很快过去。第三天,队内出现了明显的情绪波动。到了第四天,朱天龙看着训练室里一张张疲惫的脸,意识到再练下去已经没有意义。
那场闭门谈话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有人说训练太累,有人想多拥有一会儿手机,有人想改善伙食。轮到孙乐时,他提了一个要求,“想吃榴莲”。
这个要求最后因为“有异味”被拒绝。其实他还想吃肯德基,只是最终没有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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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支由七名来自五家俱乐部选手组成的队伍,第一次把问题摊开来说。那时,他们讨论的还不是怎么赢得亚运金牌,而是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该怎样一起度过。
最初,他们甚至连游戏里的语言都不完全相同。第五人格亚运版本的求生者需要四个人协同作战,但五家俱乐部有五套不同的沟通习惯。同一个地图位置,在不同俱乐部可能有不同叫法。第一周,教练组做的事情之一,就是把所有比赛地图的报点重新统一。主、副指挥也被重新确定,每个人都要暂时放下自己最熟悉的那套体系。
生活里的改变更加直接。在俱乐部,运动员习惯了相对自由的作息。来到国家集训队,时间被切成一格一格。孙乐提前准备了MP3,晚上回到宿舍,看电子小说、听歌。如果还是睡不着,就只能躺着。他后来说,即便重新经历一次,他大概也不会适应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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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欣月(ID:桃晚安)则给自己画了两张日历,一张放在训练室,一张放在宿舍。每天结束,她就划掉一格。
第一周还有新鲜感,真正难熬的是第二、第三周。有时候一天结束,她觉得自己仿佛已经过了很久,回去一看,日历上却只能划掉一格。前面还有二三十天,“一眼望不到头”。
训练也在这时进入最密集的阶段。第五人格亚运版本项目的管理人员记得,最累的时候,每天训练七到九个小时。到了晚上,选手们不只是操作疲劳,连沟通的效率和质量都会下降。
压力落到每个人身上,又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样子。
孙乐习惯自己消化。状态不好时,别人问起来,他多半只会说“没事”。在他看来,“这是我自己的事,我自己都能解决”。教练和管理人员后来慢慢摸到了他的规律,有时他需要的不是劝说,只是身边有人。孙乐也认可这种说法。
石祥威看上去是另一种人。队伍管理一直觉得,他是队伍里心态最稳定的选手之一。但石祥威说,自己同样会焦虑。一旦发现竞技状态出了问题,他会从早到晚不停地想原因,一项一项排查。如果持续一段时间依然没有解决,他的焦虑就会越来越重,会担心如果正式比赛还是这样怎么办?
所以他给“大心脏”下了一个并不等同于“不紧张”的定义:可以是不紧张,也可以是紧张以后,依然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穆欣月的压力则藏得更深。她从小就学习成绩好,是学校里“别人家的孩子”。成为职业选手后,这种好胜心更加强烈。因为是女生,她曾经觉得,自己需要比很多人更努力、更强,才能真正去到想要的位置。
第二、第三周,她开始觉得自己付出了很多,却看不到足够的“正反馈”。封闭集训占用了休赛期,也无法按照俱乐部的节奏训练联赛版本。竞技状态、人气和之后的职业安排,原本很远的问题,在封闭的环境里被无限放大。
有一天,她没有去吃饭,一个人走到训练室外平台上,找了一个自认为不会有人发现的地方待着。
“我不希望别人发现。”但后来队伍管理还是找到了她。
采访时再聊起那一天,穆欣月没有否定当时的自己。被问到如果现在能够回去跟那时的自己说一句话,她想了一会儿:“我不能跟她说什么。”如果现在告诉那时的自己“你应该积极一点”,她觉得那是在“欺负当时的自己”。
情绪并不是靠一句“坚持”消失的。从第四天开始,教练组和管理团队一直在调整。手机有了更合理的发放方式,重新平衡训练和休息的时间,心理咨询师、陪练陆续介入。朱天龙在第二、第三、第四周反复跟运动员说,有什么难受、不舒服就及时提,“你们提了,我就帮你们解决”。
管理人员也开始重新认识这些年轻人。有人需要聊一聊,有人只需要安静地待着;有人生病了,要送饭、送药;有人突然想吃点什么,大家也会真的去问食堂能不能做。
真正明显的转折出现在第四周,第五人格赛事联盟官方工作人员带领亚运小组来到基地看望队伍。此前压在运动员心里的许多顾虑,也在这次交流中被摆到桌面上。对穆欣月而言,那些关于休赛期投入、竞技状态和职业发展的担忧终于得到回应。她后来直接把这次到访,当成自己走出最难熬阶段的节点。第二天,她一路哼着歌走进了训练室。
朱天龙看到的则是整支队伍的变化。在他的记忆里,从那一周开始,此前的低落和抱怨明显减少,七个人的状态持续向上。到第五周,队伍终于有了临近出征时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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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也发生在一些更不起眼的地方。以前没有固定运动习惯的穆欣月,开始一天瑜伽、一天有氧。石祥威打起乒乓球,发现打不过别人,还专门去网上搜“新手教学”。队友之间的称呼,也从联赛里的ID变成了“策策”“鲁哥”。
鲁亚辉(ID:皮皮虾)生病时,这种变化变得格外明显。队伍管理记得,其他人一天会来问五六遍:“皮皮虾什么时候回来?”后来再让他们帮队友送饭、送药、叫人起床,也不再需要催促。
训练室里,同样的变化正在发生。孙乐和石祥威都是联盟中最顶尖的监管者,竞争当然存在,但长期待在同一间训练室后,两个人开始观察、学习彼此的打法。孙乐不熟悉的角色,会站在旁边看石祥威怎么处理。过去单监管者体系里,无论状态多差,都只能自己扛。而如今,身边多了个能兜底的战友。
求生者的变化更加直观。
作为每天对练的监管者,石祥威记得,刚开始对面四个人“打得比较乱”,后来却越来越难打。到了集训后期,无论操作、沟通还是配合都明显和刚集训时不一样了。他用了一个形容,四个人开始像“一根绳子”,而且越拧越紧。
穆欣月也不再只是朱天龙最初印象里那个安静的“操作手”。她开始主动报更多信息,参与队伍的沟通,一局结束以后也会和队友聊训练之外的事情。朱天龙说,她“变得很开朗,而且完全融入队伍中”。
这大概也是这四十多天最难量化的部分。
第一周,他们需要专门统一地图上的一个位置到底叫什么;第四天,他们关起门来讨论自己还能不能这样练下去;第二、第三周,有人数着日历,有人把情绪留给自己,有人不停追问自己的状态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也是在这些起伏里,教练、管理和联盟开始知道什么时候该推他们一把,什么时候应该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只需要站在背后。运动员也逐渐开始把身边人的状态,当成和自己有关的事情。
朱天龙记得,集训期间自己也曾因为压力陷入低落。但开会时,七名运动员反过来告诉他,他们会坚定地支持主教练,因为大家“是一个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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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伍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形成的。就像穆欣月的日历,一格一格划过去,直到只剩最后几天。
这时,他们仍然是七个性格完全不同的人。有人喜欢独处,有人会为一个问题焦虑很久,有人依然好胜,也依然会有情绪。但训练室里,他们已经使用同一种语言;有人状态不好,身边还有另一个人可以兜底;有人暂时离开,剩下的人会问他什么时候回来。
然后,日历划到了最后一格。
八个人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踏上了飞往名古屋的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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