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人利宾，在新化任知县的事迹，纠正一些错误介绍

惠州桥西府城有一座建于明朝的表功牌坊，是表彰惠州人利宾父子的功绩而设。

目前，惠州对于利宾的介绍，大多偏重于不畏权贵，敢于直谏等方面，甚至有人称为“惠州四谏”之一。

（利宾父子的表功牌坊）

如果细心去收集关于利宾的一手资料，我们会发现这些介绍非常偏颇，而且大多没有实据，并且，这些介绍完全漏掉了利宾真正的政绩。

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利宾的生平。利宾，生卒年不详，明朝嘉庆年间举人，先后任湖广新化县知县、南京江西等道监察御史、贵州布政使司右参议、湖广布政使司参议等职务，后告老还乡，终老惠州。

目前，关于利宾的介绍，我们以某百科为例，大多是这样的：在新化任知县期间，“有宦官倚恃是后妃外戚强占民田，利宾不避权威，顶住压力，将田归还原主。”“回到京城，即上四疏，名‘正大纪以昭法守’、‘戒溢渝以彰成宪’、‘严察稽以修典礼’以及‘禁僭惑以端士习’。得到皇帝嘉许并采纳。”这种说法，是把利宾塑造成一个标准的谏官。

很遗憾，查遍所有的正史，包括《明实录》《惠州府志》《新化县志》《贵州通志》都没有利宾这些方面的介绍，包括新化县力抗宦官夺田，被立生祠；南京任御史时制止宦官夺民女；给皇帝上四道奏疏等等，正史上一个字的都没有记载。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都没有记载，如果有人发现确有此事，还请告知。

这些介绍不知道出自哪里？是族谱还是后来捏造？

如《惠州府志》关于利宾的介绍很简单：“子宾，嘉靖壬子乡荐，令新化，有政声，擢南御史，封锦如其官。”

《明实录》上关于利宾的记载只有一条：“南京江西等道监察御史利宾等，以考察论劾，兵部尚书张瓒等各不职。”即利宾等一些监察御史弹劾，很多官员根据考察结果，属于不称职。

这件事情的处理结果是这样的，嘉靖下旨说，这些官员任职已经很久了，你们现在才来弹劾，没有意义。被弹劾的官员假装辞职，被皇帝挽留，事情不了了之。在明朝的官场上，这是很普通的事情，御史们风闻奏事，以显示尽责，并博取直名，被弹劾者主动引退以示问心无愧，皇帝下诏挽留，事情自然了结。这些的戏码，明朝每年都要上演很多次。当时利宾初入官场，自然喜欢打头阵，年轻御史冲在前面也明朝御史的惯例，这种集体上疏一般也没有风险。

利宾作为御史，唯一有记载的事件，就是上面这一条集体上疏，其他没有任何单独上疏，或者勇斗权贵的记录。

有些介绍利宾的文章最喜欢提一件事情，利宾在任湖广新化知县的时候，“有宦官倚恃是后妃外戚强占民田，利宾不避权威，顶住压力，将田归还原主。”

我第一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怀疑。我老家与新化县相隔不远，对新化太了解了，新化在明朝是什么地方？盗贼丛生的山区，原“梅山蛮”的核心区域，哪个外戚会来这么偏远的地方来占田？新化又在什么时候出过外戚？

可喜的事，《新化县志》居然对利宾有详细介绍，篇幅超过了任何文献的总和。

利宾在新化有哪些政绩？根本不是与权贵做斗争，平息冤狱，而是整天忙着与“盗贼”打仗。

新化是什么地方？原来梅山蛮的根据地，“旧不与中国通。”北宋时期，朝廷才招安了这里的“蛮夷”，设立新化、安化两县。该县大多是山区，而且是连绵不绝的雪峰山，虽然有部分“蛮人”招安了，但社会治安依然复杂。

自明正德年间起，有一伙“盗贼”规模达到了上千人，在武冈、邵阳、新化、溆浦、绥宁等地活动，根据地就在新化县城西边的元溪一带。官府几次清剿，打死了其首领后，他们又推选新首领继续活动，危害新化一带二十多年。

嘉靖十五年（1536年），利宾任新化知县，他决心一劳永逸解决这伙盗贼。利宾在新化县招募壮丁，储备粮饷，积极出动出击，并广修堡垒，逐步压缩盗贼的活动空间，让他们的生存环境日益窘迫。接着，利宾以免死为条件，邀请这伙盗贼的头目前来县城商议招降事宜，并事先在城墙下埋伏了大量壮丁，盗贼的头目进来一个，就抓一个，一共抓获八名主要头目并把他们处死。乘着盗贼群龙无首，利宾宣布，其他愿意投降的官府从宽处理，尤其是能抓获其他头目的人优待，激起这伙盗贼火并，最后成功平息了这伙盗贼。

利宾最该官职为贵州布政使司右参议，品级为从四品。在平调湖广布政使司参议时，利宾即告老还乡。

告老还乡之后，利宾又做了一件对家乡有利的事情，还是招抚盗贼。《惠州府志》记载，嘉靖四十年（1561年），惠州府采用乡官（告老还乡的官员）利宾的建议，招抚了贼首温七、蓝辛等人，“缴获旗帜两面，铁钯二把，马四匹。”由此可见，利宾最擅长的还是对付盗贼。

我们最后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现代宣传中的利宾与历史记载上的利宾差别有那么大？

在明朝的官员中，利宾实际上只是一个中规中矩、比较优秀的中层官员，知县为七品，监察御史还是正七品，最高官职右参议为从四品。这样的官员历史上不会有太多记载，地方志上很少专门的传记，事迹都是散见于各类事件中，时间一久就鲜为人知了。

我在网上搜寻了一下，现在有关利宾的介绍应该来源于《利氏族谱》，这本族谱大约编于1900年左右，距离利宾去世都400年了。因此，我们可以想象的出，利宾族人请谱匠修族谱的时候，一手资料是非常少的，对祖先的印象也是很模糊的。当时查找资料是非常困难的，谱匠不可能去1600万字的《明实录》里去查利宾的信息，也没有这个机会。即使能接触到这本书，没有检索系统的情况下，也很难找到与利宾有关的一两句话。他们更不可能拥有《新化县志》这样的旁省地方志；连本地的《惠州府志》都只有一两句话介绍。

在这种情况下，清末编族谱的时候，参与人员就只能依据利宾当过御史这一点进行发挥，虚构了对抗外戚占田，不畏权贵救民女这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故事，以充实内容。事实上，利宾的科道御史只是七品，只有风闻奏事的权力，完全没有独立办案的机会，编书的对这一点也非常不了解。

我最后想说的是，现在有条件了，我们应该尽可能把一些能纠正的偏差纠正过来，还历史一个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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