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644年春，北京城，李自成站在紫禁城的宫门前，听着部下高呼万岁。几个月前，他还是辗转于陕西、山西之间的起义军首领；此刻，却已经坐上了明朝皇帝的位置。变化来得太快，快到连胜利者都没有真正想明白：夺下京城之后，究竟该怎样治理天下。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大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在名义上覆亡。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改元永昌。然而从入城到撤离，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过四十二天。四十二天后，山海关一战失利，大顺军仓促退出京城，局势迅速逆转。
这场失败，并不能只归结于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李自成真正的问题，是在最需要冷静的时候，连续做出了几项致命选择。
李自成出身陕西米脂贫苦农家，少年时曾在寺院做杂役，成年后当过驿卒。崇祯年间，朝廷裁撤驿站，他失去生计，后来投身高迎祥麾下。陕西连年灾荒，土地兼并严重，民众对官府积怨深重，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他的崛起。
他并非没有政治号召力。“均田免赋”的口号，确实击中了贫苦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攻占一地之后开仓赈粮，也让不少民众愿意追随。但口号要变成政权，不能只靠分粮和攻城，还要有稳定的赋税、军纪和官府体系。李自成的短板，恰恰就在这里。
进入北京后，大顺军没有迅速整顿秩序，反而沉浸在胜利带来的财富之中。宫中财物被清点，军队纪律逐渐松弛，部分将领纵容部下索取财物。街市受到冲击，商民惶恐不安，原本可以争取的人心，很快变成了对新政权的戒备。
有部下曾提醒：“京城初定，军心不可散，民心更不可失。”
这句话有没有确切出处，难以断定，但它点出了当时最现实的难题。李自成需要的是一支能够维持秩序的军队，而不是一群刚刚进城便急于分取战利品的士兵。
第二个失误，是对明朝旧官僚采取了过于粗暴的处理方式。大顺政权要求官员“助饷”，按照品级缴纳银两。此举短期内获得了大量财物，却把原本观望的官员和地方士绅推向了对立面。
明朝官员中固然有贪腐之人，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拥有巨额家产。有人无力缴纳，便遭到拘押甚至严刑逼迫。这样的做法不仅没有建立新的行政班底，还使许多地方势力认定大顺政权难以共事。对一个刚刚取得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权而言，这种决裂代价极大。
第三个失误，是没有妥善处理吴三桂。北京失守后，吴三桂控制山海关，手中有一支训练有素的边军。他原本处于观望状态，既不愿独自面对大顺军，也未必甘心立即投向关外清军。
但李自成入京后，扣留吴三桂家属，并派人向其索取财物。吴三桂得知陈圆圆被刘宗敏占有的说法，也因此产生强烈怨恨。相关细节在史料和后世叙述中颇有出入，但可以确定的是，大顺政权没有把山海关总兵争取过来，反而使双方彻底失去回旋余地。
吴三桂最终向多尔衮求援。1644年四月，清军进入山海关，与吴三桂部合击大顺军。李自成亲率部队迎战，却低估了八旗军的机动能力，也没有料到吴三桂会拼死作战。山海关失利后，大顺军士气受到重创，北京再也难以守住。
第四个失误，是战略判断过于急切。李自成在北京尚未建立完整的统治体系，便把注意力放在山海关和关外势力上；而清政权经过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经营，早已不是普通的边地力量。它等待的正是明朝内部崩解、关内出现权力真空的时机。
李自成推翻明朝，依靠的是多年积累的民怨与军事胜利；可守住北京，需要财政、军队、官僚和地方秩序共同支撑。大顺政权在这几方面都没有完成转换。起义军可以凭勇气夺城，却不能仅凭勇气管理一个庞大的帝国。
退出北京后，李自成一路向西撤退。1645年，他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一带败亡，关于其具体死因，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主流说法认为他被当地乡民或民团杀死。那个曾经率军攻入京城的人，最终没有死在帝王宫殿，也没有死在决定天下归属的大战场，而是消失在溃退途中的山地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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