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正当石近日收到一名来自台湾高雄、正在大陆高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谢国安先生的来稿,文章围绕 “统一之后,两岸中国人如何真正重新成为共同生活的一家人” 这一问题展开思考。作者认为,政治统一可以完成于一个历史时刻,思想、情感与身份认同的重新联结却需要长期的社会实践。两岸文化同源是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基础,但文化认同不能仅靠口号、教材和宣讲来实现,更需要进入教育、文化、媒体与日常生活。
文章提出,应推动两岸交流从一次性的参访、寻根和论坛,转向长期稳定的关系联结与项目协作,让青年在共同整理历史、保护文化、参与学术研究、服务社区和创造发展机会的过程中形成真实的社会关系。统一后的共同体建设,既要承继共同历史,也要创造共同利益、共同责任与共同未来,推动两岸从文化认同走向共同生活,从共同生活走向更加牢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这是两岸读者来信之三十六,全文如下:
正當石老師您好:
我來自台灣高雄,目前正在大陸高校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專業碩士。近日持續閱讀貴平台「兩岸讀者來信」系列,深有所感,因此寫下這篇文章,希望能從一名在陸台灣青年與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習者的視角,為「兩制」台灣方案的討論提供一點不同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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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讀到平台刊發的王裕慶先生《真正支持祖國統一》一文,其中「廚房與菜單」的比喻讓我印象很深。
王先生說,如果「廚房」尚未真正回來,那麼今天把統一後的「菜單」設計得再精緻,也可能只是紙上談兵。對此,我深有同感。
但讀完之後,我一直在想另一個問題:
如果有一天,「廚房」真正回來了呢?
我從台灣到大陸求學之後,越來越感受到:台灣問題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但政治問題解決之後,恐怕還有一個更加漫長的「人的問題」。
因為政治上的統一可以發生在一個明確的歷史時刻,但人的思想、情感和認同不會在同一天自動完成轉變。
所以,比起現在就把統一後台灣的每一項制度安排都設計得事無巨細,我更想提前追問一個問題:
統一之後,兩岸中國人如何真正重新成為共同生活的一家人?
文化同源只是起點
我自己對這個問題的理解,並不是從書本開始的。
我出生在台灣高雄,祖籍福建泉州。去年春節,我第一次回到泉州尋根祭祖。
真正站在祖厝裡,看見相近的宗族傳統,聽見熟悉的閩南話,再和當地親友坐在一起吃飯時,我對「兩岸同根同源」這句話第一次有了與過去不同的理解。
過去它對我而言更多是一個歷史知識,但那一次,它變成了一種可以看見、可以聽見,也可以進入日常生活的經驗。
這件事情也讓我想到另一面:
既然兩岸擁有如此深厚的文化聯結,為什麼今天台灣社會仍然會出現如此複雜的身份認同問題?
答案恰恰在於,文化同源並不會自動產生現實認同。
共同祖先、共同歷史、共同語言和共同文化,提供的是共同體形成的歷史基礎;但一個生活在今天的青年如何理解自己的國家與民族,還受到他所處的家庭、學校、媒體、社會關係以及日常生活的塑造。
這也是我認為未來討論「兩制」台灣方案時,需要特別注意的一點。
制度可以解決中央與地方的權責,可以保障私人合法財產,可以安排原有公務體系,也可以維持合理的社會福利,但制度本身不能直接規定一個人的內心。
因此,統一後真正困難的工作,不是要求所有人的思想在某一天突然發生轉變,而是如何重新建立共同生活,使歷史上的文化聯結重新獲得現實的社會基礎。
文化認同不能只靠說
這也是我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之後,對台灣問題產生的一個新理解。
葛蘭西討論文化領導權時曾注意到,一種價值觀真正深入社會,往往不是因為它被反覆宣講,而是因為它逐漸進入教育、文化、媒體和日常生活,最後成為人們理解世界的一部分。
這套邏輯並不只適用於我們批評的對象。
如果我們認為西方政治敘事可以通過媒體、文化產品和日常生活影響台灣青年,那麼反過來也必須承認:中華文化認同和國家認同同樣不能只靠抽象說教,而必須真正進入人的生活。
所以我並不贊成把美國電影、日本動漫或者韓國流行文化簡單稱作「文化入侵」。
一名台灣青年喜歡日本動畫、韓國歌曲,與他是否認同中華文化並不存在必然矛盾。
真正值得思考的是:為什麼有些關於中國的負面政治想像,可以通過教育、媒體和網路傳播逐漸成為部分人的「常識」;而我們自己的歷史文化,有時卻只能停留在課本、口號和節慶活動之中?
因此,面對外部意識形態影響,最終不能只有「堵」。
最有效的文化安全,是讓自己的文化真正具有吸引力;最深刻的認同教育,是讓共同體真正進入人的生活。
這也是為什麼,我認為統一後台灣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能簡單等同於「換教材、開課程、做宣講」。
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我們準備告訴台灣青年什麼」,而是:
我們能不能創造一種共同生活,使他在自己的生活經驗中重新理解「中國」?
從尋根一次到共同生活
如果只是提出「加強交流」,這個答案其實並不新鮮。
兩岸交流已經進行很多年,參訪、論壇、夏令營、尋根活動也辦了很多。如果參加一次活動、聽一次演講就能自然形成共同體意識,那麼今天的問題恐怕早已解決。
所以,我認為真正需要改變的,是從事件性的交流走向關係性的聯結。
以尋根為例。
如果一名台灣青年回福建祭祖,活動結束、拍完合照、坐上飛機,兩岸之間的聯結也隨之結束,那麼再感人的尋根都可能只是一段短暫記憶。
但如果尋根之後,族譜資料可以繼續共同整理,兩岸宗親可以長期聯絡,青年可以共同參與地方文化保護、口述史整理、宗族史研究,甚至形成固定的青年交流與公共文化項目,那麼一次性的「我從哪裡來」,才有可能逐漸轉化為持續性的「我們是誰」。
青年交流也是如此。
與其追求一年有多少人參加交流活動,不如更加重視有多少人在活動結束之後仍然保持關係;與其只安排參訪,不如增加真正需要兩岸青年共同完成的事情。
可以是一項地方文化調查,可以是一個創業項目,可以是社區服務,可以是學術研究,也可以是共同保存一段兩岸共有的歷史記憶。
我曾經把這個過程概括成三個環節:
交往、協作、共同目標。
交往讓彼此從想像中的對方變成現實中的人;協作使雙方產生真實的社會關係;共同目標則使「你們」和「我們」逐漸有可能變成一個新的「我們」。
如果未來真的要討論統一後台灣的思想政治教育,我認為這可能比單純增加多少課時更加值得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不應只存在於課堂,也應存在於兩岸青年共同解決一個問題、共同完成一件事情、共同承擔一份責任的過程之中。
認同不是喊出來的,而是在共同生活中生長出來的。
共同體要有共同未來
所以我想,統一後增進台灣民眾的中華文化認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至少需要完成一個重要轉變:
從反覆證明「我們過去是一家人」,走向共同回答「我們未來要成為怎樣的一家人」。
歷史當然重要。
台灣許多人的祖籍、方言、宗族和民間信俗,都與福建、廣東以及更加廣闊的中華文化傳統存在深厚聯結。這些都是兩岸共同體不可替代的歷史根基。
但一個真正有生命力的共同體不能只有共同的祖先。
它還需要共同利益、共同責任和共同未來。
因此,我認為未來的「兩制」台灣方案除了制度設計之外,也可以更多思考如何建立長期、穩定而具體的社會聯結:讓文化尋根從一次性活動轉向持續性的文化共同體建設;讓青年交流從參訪式交往轉向項目式協作;讓兩岸融合從「來過大陸」進一步變成「在共同的事情中建立關係」。
這些工作看起來沒有宏大的政治口號那麼醒目,卻可能真正決定統一之後兩岸社會能否走向深層整合。
因為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最終不能只是一個抽象概念。
它應該是一個台灣青年能夠在自己的家庭記憶裡找到、在自己的文化傳統中感受到、在自己的現實生活中參與,並且在自己的未來發展中看得見的共同體。
這時再回頭看王裕慶先生「廚房與菜單」的比喻,我想補充的其實只有一句:
「廚房」真正回來之後,我們面對的工作才真正開始。
國土的統一可以完成於一個歷史時刻,人心的重新聯結卻需要更長的歷史耐心。
我們不需要期待思想上的「一夜統一」,但應該從現在開始思考,如何創造統一之後真正可以共同生活的社會條件。
作為一名從台灣來到大陸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青年,我越來越相信,真正牢固的統一,最終不能只意味著地圖上的完整。
它還應意味著兩岸中國人在共同的歷史文化基礎之上,重新建立共同生活、共同發展、共同承擔責任和共同創造未來的信念。
所以,如果今天我們已經開始深入討論「兩制」台灣方案,那麼除了討論未來台灣「怎麼管」,我想我們也可以提前問一句:
統一之後,我們如何真正成為共同體?
從國土統一走向文化認同,從文化認同走向共同生活,再從共同生活走向更加牢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我想,這或許才是統一之後更加漫長,也更加值得我們今天開始思考的課題。
(给正当石来稿来信请寄:zhengdangshicn@outlook.com)
来源:正当石(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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