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浙江“破四旧”古旧书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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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破四旧”烧书

老正按：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研究者的责任。越接近历史真实，才越有面向未来的价值。

原题：浙江境内红卫兵“破四旧”行动所造成的古旧书资源损毁

来源：天一阁文丛2015年第12辑（会议论文）

作者：徐雁

节选：老正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陈伯达炮制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8月1日至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明确规定“破四旧”“立四新”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目标，进一步肯定了破四旧的提法；

8月18 日上午，毛泽东接见了到首都“串联”的全国各地红卫兵代表。林彪讲话号召红卫兵“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向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旧风俗、旧习惯势力，展开猛烈的进攻。”

程思远（1908-2005）对此回忆说：“从8月19日开始，在北京首先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随即神奇快速地遍及全国。”

8月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题为《好得很！》的《人民日报》社论，对首都红卫兵上街横扫“四旧日”的社会文化破坏行为，给予了全面肯定和鼓励，随后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各种造反派组织，争先恐后地效仿首都红卫兵的暴虐做法，纷纷肆无忌惮地大破所谓“四旧”。

在这场……毫无顾忌地疯狂破坏中，‘古’即为‘旧’，古旧书籍遭遇了一场空前的浩劫。……王年一引用同兴所写《十年浩劫，京城血泪》一文中说：“一堆堆图书被七手八脚地投进冲天的烈火中，不管是莎士比亚还是托尔斯泰的名著，也不管是司马迁还是王实甫的传世之作，都在滚滚浓烟中化为灰烬”。

一

浙江……境内被损毁的古旧书刊、家谱、佛教典籍等历史文献，难以计数。

那些拥有祖上遗书的乡绅之家，那些历经近百年“内忧外患”传承多代的古书旧籍，都首当其冲地难逃被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破四旧”的祸害。

蒋海筹（1845-1934）是浙江绍兴人，现代丝绸实业家。清咸丰八年（1858），他与兄延梁合伙贩卖丝绸，后设蒋广昌绸庄于杭州积善坊巷。……业务行销大半个中国及南洋地区。至1917年，资产已逾百万。曾于 1897年创办蚕学馆。蚕学馆是我国第一所培养丝绸科学技术人才的专门学府，此即浙江丝绸工学院的前身。据报道，“破四旧”时，其长孙蒋庚声（世英，也即蒋抑卮之侄）家藏书有十五箱被红卫兵们抄走后卖给了废品站”。

1966年9月1日，宁波市政协委员、别宥斋藏书主人朱鼎煦（1886-1968）被抄家后，红卫兵组织以其所藏古籍、古画、古砚等为“罪证”，举办“破四旧”展览，并让朱氏陪斗，延续至11月16日。同时，在宁波市展览馆举办“阶级教育展览会”，展出查抄的“四旧”物件。

原位于镇海县城后大街王家祠堂内的“清芬书馆”，是藏书家王书竹于民国初年自设的藏书室，主要收藏线装书和各地方志。1967年所藏被付之一炬，仅幸存少量文献收藏于镇海区“文管会”的书库中。

镇海邬隘乡后洋村周祖韦（子韦）三代藏书，其祖父以“为善最乐，读书更佳”以及“祖泽长延在读书，要好子孙必读书”的箴言为家训，藏有两人柜清代线装古书传遗子孙；其父亲为此又增益了两大箱民国版旧书，而他自己则挪用了自己结婚办喜酒的钱购置了一大箱新书加入，并代为保管堂兄周祖辉的藏书，结果这三代四人所藏之书全部毁灭于“文化大革命”初。晚年，他在祖居小客厅挂出两副对联，“黑发爬过书山路，霜鬓渴望学海书”以及“三代人藏书付东流，六十岁空案怎耕耘”以为欲哭无泪的控诉”。

在宁海，从教多年的“二亩园主”徐履谦（？-1924），为现代画家、美术教育家潘天寿（1897-1971）早年的启蒙老师，徐氏藏有英、日文版图书和线装书五千卷，字画收藏甚富，内有潘氏早年画作百余幅。“破四旧”中，其“夕可轩”二屋藏品被抄出，堆放在天井中被全部烧毁。

在临海，杜桥镇所辖大汾、卢家、上葛村的士绅富户，素有“耕读传家，诗礼继世”之风，结果诸家藏书皆在“土改”和“破四旧”期间被出卖或焚毁”。

在温岭县，赵立民早年曾捐赠藏书给平泉图书馆，1952年又把部分藏书送交台州“文管会”。1956年，把其父原稿《石芙蓉馆集》《花山志》《诗古文得义案》等寄存温州图书馆。遭遇“破四旧”，其家藏余书全被抄走”。

嘉兴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王福基原藏有《诗经》《康熙字典》等，结果被焚毁在灶膛里，还有一箱被红卫兵抄家遗漏下来的书，则被他连夜泡水揉搓成了纸浆。

黄岩县红卫兵和基层干部在城乡大肆“破四旧”的过程中抄家4万余户，共“没收5300 余户财物，烧毁大量书画，毁坏大批珍贵文物和古迹”。县图书馆则损失了大量书刊。另据《海盐县志》和《海盐县文化志》记载：“许多中学生和农村青年成立红卫兵组织，冲上社会，以‘破四旧’为名，蓄意抄家，没收黄金500两，银元 27811 枚，书籍73276册，捣毁庙宁教堂564座。”

二

在“破四旧”行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浙江境内的公共图书馆、学校图书室的藏书资源受到重创。

至1966 年底，浙江图书馆馆务陷于瘫痪，各项业务全部被迫停顿，连位于大学路的总馆舍也被造反派占据，后改为“红色工人运动史展览馆”。1969年3月，全馆干部除四人作为留守外，其余均被派遣到“干校”接受“斗、批、改”，并参加劳动改造。

当年除杭州市图书馆“尚维持开放（但缩减了对读者开放的图书范围，其他业务活动基本停顿了下来—引用者注）外，其他各县图书馆均闭馆，一切业务活动停滞，藏书受损。1970年才逐渐恢复开放”。

其中富阳县文化馆图书室在1966年时有藏书2万余册，但所藏古籍400余册、古画200余幅，全部被毁。淳安县图书馆所藏3.8万册图书也大部分被毁。余姚市图书馆所藏7万余册，经“破四旧”后损失6万余册，至1971年2月恢复开放时仅存1.2万册。

平阳县图书馆损失了7.3万册。乐清县图书馆藏书则在“破四旧”中被哄抢一空。长兴县图书馆大部分馆藏图书被毁，珍贵藏本散失殆尽。德清县图书馆1.5万册藏书散失了三分之二。江山县图书馆损失 1.2万册。温岭县图书馆7万册藏书减至不足6万册。

玉环县图书馆3万余册藏书仅剩三分之一。定海县图书馆5万余册藏书仅剩3.9万册。

黄岩县图书馆1958年整理、接收了原黄岩县立图书馆所藏的5万余册古籍，遭遇“文化大革命”后，馆舍被侵占，馆藏损失严重。云和县图书馆3万余册藏书大部分散失，仅剩千余册古籍和地方文献。据《三门县文化志》记载，该县图书馆原藏有《万有文库》，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认为是“封、资、修黑书”，其中一半被运送海游操场，当众付之一炬，余书则经久霉烂，损失惨重。残存之书现收藏在三门中学，仅有百余册。

1966年8月下旬，淳安县城各个行业普遍形成了红卫兵组织，“破四旧”浪潮席卷城乡，淳安县图书馆大部分藏书被焚毁或当废纸处理。在鸠坑乡，“古庙、古寺、族谱、大批古籍惨遭毁灭”。余姚图书馆至 1965年已藏书43863册，但“文化大革命”一发动，“藏书毁失殆尽，图书馆关闭”。龙游县图书室1970年被要求选送少量政治书籍到衢县，而其余的藏书均送当地造纸厂化浆销毁”。

此外，洞头县、永嘉、泰顺、遂昌等县图书馆所藏书刊，也都遭此厄运。而缯云县民间所藏古籍“扫荡殆尽”，县图书馆的全部藏书被封存，其中部分书刊被认为是所谓“毒草”，“在水南运动场庆祝‘破四旧’大会上被当众烧毁”。在青田县，由于文化馆成为当地造反派武斗的“据点”，造成大量图书散失。据《浙江省教育志》记载，初、中等学校所收藏的图书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继日寇侵华期间所受损失之后的再一次重大损失。杭州十中、湖州中学、丽水中学、湘湖师范学校各损失图书1万余册，衢州一中损失了4万余册，嘉兴中学损失了全部古籍图书，舟山中学仅存《四部备要》2500册，其余“损失殆尽”。浙江大学图书馆损失图书复本等约3万册。

据《宁波图书馆志》记载，在“文化大革命”中，“市图书馆古籍和许多中外名著图书被禁锢……图书大量流失，许多出借的图书收不回来。市工人俱乐部图书室，江东、江北俱乐部图书室亦同时被砸烂，工厂、农村、街道基层图书室多年积累的图书资料或被抢或被偷或被毁。学校图书馆（室）除个别少数能转移保护外，绝大多数被毁一空……余姚县图书馆藏书散失60000余册。各县被毁古籍不计其数”。

三

家谱，也称宗谱、族谱，属于……典型的民间文献，也是中国历史文献中的瑰宝，继“土改”运动遭受面广量大的损毁后，其幸存下来的，在“破四旧”行动中却在劫难逃。

据1999年编印的《家庐村志》记载，当地红卫兵组织在“破四旧”中，共收集小说511本、旧宗谱120册、太公像125幅、旧剧本141 本、迷信画58 幅、祠堂额34块、坟主牌2140个、莲经柱4个、胡公座驾2个，“送到李宅焚毁”。

据2005年编印的乐清市《磐石镇志》记载，当地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初起时，到处“抄家”“破四旧”，“捣毁文物，铲除有龙风、古老图案装饰的建筑物，烧毁族谱等”。

据2006年编印的《尤家村村志》记载，该村的红卫兵大肆查抄“四类分子”家，属于村中六房所有的《过氏宗谱》均被毁一空，“祠堂、庙宇遭不同程度毁坏”。

据2008年出版的《文岙村志（修订版）》记载，红卫兵给本地几个“牛鬼蛇神”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并“捣毁菩萨，收缴《夏氏宗谱》”

据2008年出版的《大溪村志》记载，当地“革命群众”对“地、富、反、坏分子”抄家后，把抄出来的金、银首饰和银元上缴，部分古书和宗谱则被毁坏。

衢州华墅集镇上的张氏、姜氏、王氏、孟氏，陆家桥孙氏、陈氏、王氏等读书人家世代传承，各有藏书，各宗族也都藏有各姓宗谱（家谱），在“破四旧”中，绝大部分被迫销毁。

在宁波境内的梅山岛乡，祠堂庙庵及大量文物被毁，一套修至1947年的里岙《沈氏宗谱》二十四卷也被红卫兵烧毁。

位于宁海县东部的长街镇，各种红卫兵组织上街下乡大肆抄家，“许多古书、画（包括辞书、医书等）、古物或毁或失，宗祠里的祖宗位牌和谱被作为‘四旧’焚烧”。

在天台，当地县委、县政府的机关干部和学校师生成立红卫兵组织，在城乡砸碑碣，烧古书画和宗谱。

在建德，“不少无辜家庭被抄，大批文物、古籍、文献等被毁。……据县公安局史料载，从8月下旬至9月26 日止，毁掉石牌坊81座，烧毁宗谱37318册……”。

不仅仅是家庭珍藏的谱牒文献，当年佛寺中秘藏数百年的佛教典籍也遭到了劫掠焚毁。嘉兴的大部分佛寺、道观和基督教堂等，都被红卫兵们一一凿坏砸毁。另据《舟山市志》记载，1966年11月3日起，“破四旧”狂风延至普陀山各寺、院、庵，计有“1.7万余尊大小佛像被毁，普济、法雨、慧济三寺藏经阁收藏的3.4万余卷经籍被焚，历代摩崖石刻大都被凿涂，多宝塔浮雕佛像被铲”。

多年来，一些文人、学者的传记和回忆录，也部分地反映了当年“破四旧”行动的严重危害。

胡士莹（1901—1979）在1931年执教嘉兴中学时开始个人藏书，致力于传统戏曲、小说及民间通俗文学作品的收藏。认为“真正做研究工作，必须首先研究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因而“一生嗜书如癖，每赴市必至书肆或冷摊探求，不惜重金购置，故所藏小说、戏曲、弹词、宝卷之富，国内私家藏书中是很突出的，其中有不少珍本甚至孤本。可惜在‘破四旧’中损失巨大”，仅剩下3000多册，后由其家属遵其遗志，全部捐献给了杭州大学。

张卫中回忆说：“我出生于瓯江口南岸一个古老的镇上，祖父新中国成立前开蒙馆，父亲师范学校毕业后从事教育事业，家里也藏了不少书籍，当地人称我家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我懂事的时候，恰逢‘文化大革命’，父亲常被‘红卫兵’小将们抓去，当作‘走资派’来批斗，家里也搜了几次书柜里的书，都拿到中学操场集中烧掉。八十年代初期，父亲还常常想起那些被烧掉的书，叹气：真可惜！”

顾志兴回忆说，1953年下半年他在杭州参加工作后，常常星期天到解放路、中山中路一带旧书店浏览，时或选购一点如《三国志演义》《金玉缘》《金瓶梅》《子史精华》，以及黄侃句读的《十三经》、鲁迅所著的《而已集》和《南腔北调集》之类的古旧书。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那部《金瓶梅》还有一部《桃花扇》，以及多年收藏的不少还珠楼主所写的武侠小说，都被他自己主动烧掉了，因“据批判者言，电影《桃花扇》是为蒋介石反攻大陆招魂扬幡，那‘母本’肯定更毒；而《金瓶梅》是部众所公认的‘淫书’，没有想到今日成一门‘显学’。‘文化大革命’时我在学校教书，万一‘红卫兵’敲锣打鼓上门造反，岂不罪恶滔天，命运将不可测。尽管心痛，性命交关之下，只得忍痛割爱，只有付之祝融。待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将烧掉的几部书又全部配全，不过这是后话”。

四

那么，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在当年又是如何进行“破四旧”的呢？

据《绿景村志》记载：1966年8月，红卫兵走出校园开始“破四旧”之后，在“社教工作组”的干部的带领下，一些村民到村子里的所谓“牛鬼蛇神”之家去收缴古书画，破坏文物，砸毁佛像。

据《湾底村志》记载：当年所在大队开始“文化大革命”，对一些“牛鬼蛇神”及地主、富农、“有历史问题”的家庭实行抄家，“凡有龙、凤、狮等图形的瓷器、木器与古书画、宗谱，均作为‘四旧’没收、销毁”。

据《凤凰村志》记载：当地学校开始“停课闹革命”后，“本村小学生手举红、绿小旗参加白石及村内*破四旧’运动游行，其时有大量文物、书画和寺庙、佛像被毁”。

1966年8月26日，奉化红卫兵组织扫“四旧日”，在社会上刮起随意抄家、揪斗之风，如天孙阁、恕醉庐、德禾居、虫天阁、笔锋书屋等 书之家均遭受迫害，藏书毁失。

8月27日上午，在萧山县的螺山公社机关门口，集中了全社共青团员和民兵骨干200余人。经当地干部作动员报告后，下午即打着红旗和横幅分两路出发，根据组织上预先摸排好的重点对象（如曾搞过迷信活动的道士、巫婆及开设如“地下箔坊”之类的人家，从事投机倒把活动者，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家庭，“书香门第”及藏有古旧书籍的人家，以往生活富裕的“大人家”等），赴各有关生产大队进行扫“四旧”。经过整整一个下午，“各大队扫出的‘四旧’都投入熊熊火堆，至半夜才烧尽”。

9月5日，该公社又以生产大队为单位组织扫“四旧”。于是，各大队负责人事先专门研究了将范围扩大（即不仅仅针对上述四个类型的家庭）后的继续“横扫”对象，然后由各自的“红卫兵分指挥部”带领红卫兵们逐户清查，翻箱倒柜搜寻所谓“变天账”、武器、反动证件和“不义之财”。此举不但扫出了被抄户家中的金银财宝、铜锡器皿，甚至连有“禧”“福”“寿”字样的瓶杯碗盏也都不放过。最后将金戒、金环、银元缴给大队，以便出售给当地银行变成现钱；古瓷、古玩、风镜、茶盅等物，当场砸毁；《康熙字典》之类的古旧书籍和家谱及孝服、账篮、盒子篮、木鱼、音磬等，则都在焚烧之列。据记载，螺山大队的红卫兵们在一清代是老秀才的人家中，“查抄出浩瀚古籍，老屋的楼上楼下都是书，‘红卫兵’将古籍搬到空旷地上，堆成两大堆，每堆直径5米，高3米，均付之一炬”。

有学者指出：“所谓“破四旧’，不仅没有任何积极效果，反而对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和现代文化进行了野蛮的毁灭，对良好的社会风尚和风俗习惯进行了粗暴的践踏，对于青少年的身心和国家财产造成了难以估量，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仅由上述基于浙江省一域的不完全记载，就可知1966年8月自北京起源的所谓“红卫兵运动”，给我国的文物古迹、古旧书文献资源所造成的“卷地毯式”的浩劫是多么惨重！

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