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手机，拍摄一部入围戛纳的电影

摄影没有答案

本文转自：SmallRig在场

航班延误、大雨、天黑。

主持人丁天在访谈中回忆，邀请邹时擎来澳门受访的过程充满波折——她错过了原定的飞机，又遇见大雨，但一落地澳门，邹时擎关心的第一件事情是：如果澳门有夜市，天气允许的话，来逛个夜市也很棒。

从肖恩·贝克的御用制片人，到用手机拍出入围戛纳的长片首作，邹时擎用了25年的时间，拍到了她想拍的台南夜市里的故事。

本期《SmallRig在场·对话》，我们携手作家、影视访谈人丁天，对话《左撇子女孩》导演邹时擎，从一部筹备25年的电影聊起，谈手机如何进入电影创作，也谈摄影机之外，那些真正决定一部电影的观察、准备与表达。

从“我们”到“我”

在对谈中，丁天把问题落到邹时擎本人身上：合作二十多年之后，为什么直到《左撇子女孩》，她才真正以导演身份站到一部电影最前面？

这个问题背后，其实也是邹时擎从“我们”走向“我”的过程。

导演邹时擎作品《左撇子女孩》电影海报

二十五年里，从监视器到镜头边，邹时擎成为了一个知道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创作者的人。

邹时擎认为自己身上有非常典型的亚洲女性的那部分：从小被教育要善解人意，要做事，但不要要求名分。不过确定的是，拍电影让她感到很开心。

所以，大部分时候，比起“我”如何拍电影，她可能更熟悉的工作状态是“我们”如何共同完成了这部电影。

“我们”，是往后退一步的安全区，“我”是往前走一步的表达欲。显然，《左撇子女孩》让邹时擎有了要为自己的表达欲而选择走回台前的冲动。

事实上，在2001年，与肖恩·贝克刚开始合作的阶段，《左撇子女孩》的剧本构思工作就已经展开了。

某种意义上来说，这部影片其实算得上是二人合作的大多数电影的最初灵感发端。尤其是在肖恩·贝克最著名的代表作《佛罗里达乐园》里，能看到非常多和《左撇子女孩》灵感相呼应的元素。

肖恩·贝克和邹时擎合作的电影

故事的灵感来自小时候外公看到她用左手拿刀，训斥她说左手是“魔鬼的手”。肖恩觉得这个故事应该拍成电影。两个人第一次回台湾做田调，把夜市、槟榔摊等台湾元素拍下来，甚至剪了一版视觉预告。

但角色多、场景多、要在台湾实景拍摄，对两个当时几乎没有资源和长片经验的新人来说规模太大。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决定——先不拍《左撇子女孩》，回纽约拍一部他们拍得起的电影。

这就是后来成本只有约3000美元的《外卖》（Take Out）。一部关于纽约华人外卖员的故事，全片用低像素DV机在街头拍成。

电影《外卖》拍摄现场，肖恩·贝克和邹时擎

某种意义上，《外卖》成了他们为了有一天能拍《左撇子女孩》而上的第一堂“电影课”：真实社区、实景拍摄、街头选角、田野调查……邹时擎后来的很多创作方法，都可以追溯到《外卖》和肖恩后续拍摄的很多电影里，这些工作为她创作《左撇子女孩》做足了准备。

藏起相机，回到夜市

《左撇子女孩》这个故事中人物与情节层面的复杂性，是非常需要依靠夜市的外在环境来表现的。夜市之于整个故事，是一种表现主义式的情绪外化，观众既可以从中看到大人们压抑、愁郁的面部特写，也能看到小女孩的跳脱、天真。

但在电影的前期筹备阶段，邹时擎去问了很多台湾当地的制作人，他们一致认为想要在夜市里架设摄影机拍电影，是一件非常不现实的事情，太多东西不可控。邹时擎并不想因此而舍弃这个方案，但如果为了拍电影，专门搭景重现一个假的夜市，她又觉得会失去那种真实感。

丁天在在市场中与邹时擎对话

聊到这里，丁天把问题指向电影拍摄最容易被注意的选择：为什么最后选择手机拍摄？

对邹时擎来说，这不是一次关于手机设备的证明与噱头，也不是预算的制约，真正的问题始终是：怎样进入真实夜市，而又尽可能不打扰夜市本来的样子，唯一可行的思路，就是要尽量让摄影机“隐身”。

导演邹时擎正在用手机拍摄

于是，手机就成了最合适的拍摄工具。

手机的轻，让演员可以忘记摄影机的存在。这对这部大量依赖非职业演员，并且需要记录真实夜市场景的电影来说非常重要。但手机的“轻”背后是前置的“重”。

摄影机可以变轻，创作准备并没有因此变轻。恰恰相反，因为工具太轻、限制太少，创作者必须在更早的阶段就想清楚：你要什么视角？你要演员和机器之间是什么关系？

邹时擎作品《左撇子女孩》入围第78届戛纳电影节影评人周单元

为了确保手机拍摄的效果能达到最佳，摄影师陈克勤在开拍前花了一个礼拜做准备工作，把剧本打开，印了一个小本子，每一场从谁的视角来看，镜头语言、颜色、摄影机动态，都做了非常详细的笔记。

从最后的成片来看，这些准备带来的拍摄效果非常好。手机虽然拍摄有它一定的限制，但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很特别的光线来打造场景，偏绿色、偏红色，总之整个都很像一个五彩的世界就像影片开头的万花筒镜头一样。

邹时擎想要通过手机拍摄实现的效果，是把台南夜市多彩而碎片化的一面展现出来，这也是影片主角，左撇子女孩眼中能看到的世界，邹时擎想带着观众，一起从小女孩的视角出发，来理解发生在夜市里的种种故事。

生活中邹时擎也常用手机捕捉市井烟火

创作的轻与重

详细的笔记可以规划出拍摄方案，却计划不出“巧克力”这样的影片灵魂。

2010年，在通化夜市，邹时擎遇见了一个五岁的混血小女孩。小名叫巧克力，长得非常可爱。他们看见她一个人在里面走动——很难想象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一个人在夜市。

邹时擎本来担心这是一个走失的孩子，但一路跟着她走下来，发现一路上几乎所有的摊位老板都认识她。走到最后才发现，原来她家里在夜市有个摊位。

导演邹时擎《左撇子女孩》剧照

“整个夜市都在帮你照顾小孩。”

跟着巧克力走完这段路，跟着巧克力走完这段路，邹时擎就立刻意识到了一个每天生活在夜市的小女孩，与这个庞大夜市之间可以产生的各种有趣关系，这也成了《左撇子女孩》剧本的重要“题眼”。而电影中的单亲妈妈也有原型。

邹时擎说，要真正了解一个城市，真的就是要从这些街头的角落，看到很多城市的样貌。

住在城市里的人，其实是城市里最重要的角色。

导演邹时擎《左撇子女孩》还原真实夜市生活

不过，这种真实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没有质疑否定的声音，一部分观众会觉得影片里涉及的家庭矛盾相关的问题表达，似乎过于老生常谈，并没有拍出什么新意，反倒显得故事落入了俗套。

在采访中，邹时擎也展露了她面对这些质疑声时的笃定与信心，她觉得，不能因为某些问题已经存在很久，就不去讨论它。

也许，当下的台湾，已经没有了会挑剔自己的孙女总是用左手吃饭的“老古板”爷爷，也未必会有人还在经历淑芬式的生存困境，但这种偏见与困境本身并没有消失，它只是换了一个大家更漠然、更司空见惯的方式存在着。

邹时擎用手机拍摄街景

比起不断地去挖掘那些新鲜的、时髦的问题，邹时擎更希望能够持续地对这样的老问题追问下去——毕竟，她观察到的真实现状本就如此。

临近对谈尾声，丁天把“在场”这两个字交给了邹时擎：对于一个习惯进入真实社区、真实街道及真实人群中拍摄的电影创作者，“在场”究竟意味着什么？

邹时擎的答案很简单：

“不可控制，让所有事自然发生。”

访谈现场

不同的拍摄设备，都能拍摄出各自不同的可能性，真正重要的是，你是否真正观察和意识到了这些可能性的存在，以及你是否愿意尽可能地去接纳她。

影片里有一个非常温情的细节来展现邹时擎的这种接纳，电影里，宜安去教导宜静为自己的偷窃行为道歉的过程里，总会在宜静把东西再还给人家后，牵起她的左手——这是一种全然的接纳。

不管是以妈妈的身份还是以姐姐的身份，都是女性对另一个将要成为独立个体的女性的一种微妙的连接，是长大成人路上感同身受的理解与关照。

导演邹时擎《左撇子女孩》剧照

但这种联结，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见。它太安静了，它只是姐姐牵起妹妹的左手，只是邹时擎朝向故事的真实现场多往前走的那一小步。

好故事，可能就藏在这些不够戏剧化的瞬间里——

当摄影机轻到可以成为放进掌心的手机，创作者才会发现，设备可以变轻，控制可以变少，但认真观察与真实的表达欲从来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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