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我们看古装电视剧，尤其是《水浒传》里，好汉们吃饭时从怀里掷出十两纹银赏给店家，切五斤肉，筛一坛酒。这给我们一个印象：古代的银子好像很不值钱，或者说好汉们都太有钱了。
其实，在北宋，银子远没有那么普及，白银的购买力非常可观。就拿明清两朝——白银大量流入中国后——银子的购买力也是很惊人的。我们今天不细究各朝代银子的实际购买力，只大致说个比例：清代中后期，一两银子约相当于现在1000块钱的购买力。一个县官的年俸也不过45-50两，这当然是明面上的，在那个时候当个像海瑞一样的清官，就得饿死，别无出路。所以海瑞买一斤肉给他娘庆生，都会成为传遍全城的新闻，你说你当官不贪，有人信吗？注意了，这几十两不是一个人用哦，你还得雇用办事人员，是县衙的所有开支，都从这来。这不是笑话吗？怪不得朱元璋把贪五十两的官员扒皮充草，也杜绝不了贪，不贪能活吗，还有为了当官拉下的饥荒，都指望着十万雪花银还呢 ——这还是南美白银大量流入我国、白银大幅贬值后的情况。
可见施耐庵是缺乏起码金融常识的。明代人，一两银子就够吃好多顿饭，够买400斤大米。何况十两大锭的纹银？他不但缺金融常识，更缺地理常识——看《水浒传》里那些牛头不对马嘴的地理位置，地方搞错，距离搞乱，就知道古人在常识方面的欠缺。
好了，不说《水浒传》了，说回中国古代白银的历史。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个“贫银国”，白银从未作为主流货币使用过。中国自古以铜钱为主流货币，早早用铜铸钱，大量流通。但白银的使用是作为实物货币——用白银的本身价值换取等值商品。
很奇怪吧？
相反，欧洲美洲早早就有银币、金币。银币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货币的杠杆作用——比如用10克银子铸造面值50元的银币，其价值远超银子本身。这就能促进商业，发挥杠杆作用。这一理论早被现代经济学证明。可中国一直没有建立“银本位”金融体系，一直用凿子和戥子称碎银子贸易。到了清朝，世界商品大交换时，还在坚持不铸银币，顶多官府把碎银子铸成25到100两的大锭——即俗称的“元宝”。
这里面产生火耗、损耗等问题，可户部大老爷们硬是想不出自己铸造银币、统一发行来根本解决。所以有人说中国古代金融体系多发达——我是不信的，它离现代金融理念差了不止一两百步。
这个难题最后催生了另一种解决方案——银票。这也不是官府大老爷们的智慧，而是山西票号在频繁交易中不得已想出的办法。同一票号的银票可在全国各地分号自由兑换，后来发展成所有晋商票号内部都可自由承兑，极大方便了商品贸易和交割。清廷自然发现了它的好处，银票便开始流通。然而，银子纯度问题仍然没有根本解决，只能统一收起来提纯，老百姓用的时候再凿碎，颇为麻烦。
朝廷垄断铜币发行，掌握底层民生货币；大额白银交给市场自发形成。朝廷放弃贵金属货币的发行权，也就失去了贵金属带来的财政杠杆。
对比欧洲：王权或城邦垄断银币铸造，通过调整银币成色、重量获取财政收入，作为战争和财政的金融杠杆。
中国古代不缺白银，不缺铸造技术，而是传统王朝的治理逻辑里，不需要一套以国家银币为核心的现代货币政策杠杆：政府只管控小额铜钱，大额交易交给民间称量白银，放弃贵金属铸币税与金融调控权，最终形成了独有的“银钱并行”金融体系。直到西方银元冲击晚清，中国才诞生官方标准化银币。
到光绪年间，我们才有了统一铸造的银币——“大清龙洋”，这已是20世纪初了。后来孙中山币、袁大头币，各省制币厂都可铸造，五花八门的银元开始流行，这才做到以银作为主流货币。
进入民国，中国终于有了现代意义的金融财政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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