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北京机场，周恩来见到前来迎接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寒暄几句后突然问道：“哑巴同志还在吗？”在场的人一时都愣住了。几十年过去，许多人已经淡忘了那个在延安挑水的聋哑战士，周恩来却一直记得。
吴忠很快回答：“还在一师。”周恩来接着询问他的生活，得知部队为他安排了单间，也添置了床和沙发，才稍稍放心。可听说老人至今没有成家，他皱了皱眉：“可以考虑给他找个伴，身边有人照料，总是好一些。”
这句话并不是简单的问候。对周恩来而言，哑巴同志不是一个普通勤杂人员，而是从长征路上一路走来的老战士。无论能不能说话，他都曾用双肩、双手和几十年的坚守，完成过许多关键而具体的工作。
故事要从1935年初夏说起。红军进入四川大渡河谷后，正急于寻找熟悉道路的人。一名男子被发现时，面对询问始终不开口，只发出简单声响。由于处在行军和警戒状态，战士们起初对他有所提防，将他带回队伍观察。
几天相处后，大家发现他并非故意装聋作哑。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却能看懂手势，愿意主动搬东西、做杂务。部队劝他回家，他不肯离开，反而默默跟着队伍前进。这样的选择，最终使他成为红军中的一员。
那段路极苦。爬雪山时，他穿着单薄衣服，脚上缠着树皮，仍然背着炊具前行。一次，战友小李背着二十多斤重的行军锅走得踉跄，他立即上前接过锅，自己继续往山上走。此后，沉重的炊具常常压在他的肩头。
行军锅只是明面上的重量。长征途中，牺牲战士留下的背包、枪支，有时也由他一并扛走。队伍缺人手、缺牲口，他便用自己的体力补上。不会说话，并不意味着无法参加战斗；在许多紧要关头，他的动作比语言更快。
过草地时，他常走在前面探路，用树枝、石块等留下标记，再回头向战友比划安全方向。有一次，班长陷入泥潭，越挣扎越往下沉。哑巴同志卸下行军锅，把它当作临时支点，又让战友用绳子配合，终于将人拖了出来。获救的班长紧紧抱住他，他只是摆摆手，重新背起锅赶路。
1935年10月，红军到达陕北。此后的十二年里，他长期在延安为中央警卫部队挑水，扁担磨破了垫肩，汗水浸透军装，却很少停下。毛泽东在延河边散步时，别人往往不愿打扰，哑巴同志却可以走近握手。毛泽东也常向他竖起大拇指，示意警卫人员不要阻拦。
1949年以后，他随部队进入北京，从炊事班转到机关工作。城市里有了自来水，烧火挑水的活少了，他反而闲不住。院子哪里脏了，他就拿起扫帚清扫；洗澡的人多时，他又站在门口维持秩序。后来，师部开辟果园，他便负责浇水、除草，一干就是多年。
1955年，他被授予少尉军衔。荣誉没有改变他的生活习惯，工资和物品依旧省着用。身体检查发现患有冠心病、血压偏高，组织曾安排他到荣军院休养，可他住了一段时间又回到北京，要求继续做事。
1970年，吴忠到师部传达意见，专门交代要改善哑巴同志的生活，不要因为老人节俭，就舍不得添置家具和用品。第二年周恩来再次询问，吴忠便把这些安排一一说清。周恩来听完说：“老同志了嘛，应该享受享受。”
此后，师里将他的住处从三楼换到一楼，添置床、沙发和桌椅，逢年过节还安排干部、战友前去看望。关于成家的问题，部队并非没有努力过，只是语言沟通、生活习惯等困难始终难以解决。周恩来听后叹息：“这也算是个遗憾。”
1983年，这位老人于北京逝世，享年89岁。6月20日，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东西并不多：一顶红军时期的旧八角帽，一对发黄的红领章，四套新军装，五双新胶鞋，以及六枚勋章和奖章。那顶旧帽子静静放在一旁，像是还带着长征路上的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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