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春秋末年，齐景公宫中的一场宴饮，因为两只桃子，变成了三条人命。故事写进《晏子春秋》后，晏子便被塑造成不动刀兵而除掉强敌的智者，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则成了重名节、轻生死的勇士。可若把这段故事拆开来看，所谓机谋背后，未必只有为国除患。
三士并不是普通武人。他们凭借勇力在齐国成名，得到齐景公信任，能够冲锋陷阵，也有救驾护主的经历。春秋时代，贵族政治仍重视个人声望，勇士只要立下战功，便可能获得君主厚待。问题在于，功劳越大，声势越盛，也越容易让朝中权臣感到不安。
《晏子春秋》记载，晏子经过三士身边时，三人没有起身行礼。事情看似很小，却触动了晏子的身份和威望。晏子是齐国上大夫，三士只是武臣，按照当时的礼制，后者确实应该表示敬意。但失礼与谋反，显然不是一回事。
有意思的是，晏子向齐景公进言时，并没有直接说三人冒犯了自己，而是把问题抬高到国家安危。他指出，勇士若不守君臣之礼，既不能约束内部，也不能震慑外敌，留在身边反而可能成为祸患。这种说法很有分量，君主一旦接受，三士便不再只是失礼之人，而成了潜在的危险人物。
齐景公似乎也知道三人的勇猛，不愿直接下令诛杀。他担心强行捕捉难以成功，更怕此事激起军中不满。晏子于是换了一种办法：不用刀兵，不动禁卫，只把三士推到名节的悬崖边。
国宴之上，桃子被端到席前。鲁昭公作为宾客，齐景公作为国君，晏子作为重臣，各自得到桃子。剩下两只，赏给三位勇士。数量故意不足，分配也没有明确规矩。晏子随即说道：“三位何不按功劳取桃？”
这句话表面公平，实际却把三人置于两难境地。若不争，便像是承认自己功劳不足；若争，便必须当众夸耀战绩。对习惯维护声名的士人而言，桃子已经不是食物，而是一场关于勇气、地位和脸面的较量。
公孙接先说自己曾两次搏击猛虎，田开疆也称自己曾凭兵力击退敌军。两人各取一桃。古冶子随后讲起救驾之功：齐景公渡河时，坐骑被水中大鳖拖走，他跳入水中将其杀死，救回国君。这样的功劳，当然足以取桃。
但事情到了这里，已经失去正常的裁判。古冶子认为自己功劳最大，公孙接和田开疆却因自认不如对方而羞惭。他们放下桃子，拔剑自尽。古冶子见两位同伴死去，又认为自己若独活，便是无义无勇，于是也随之自刎。
三人确实有性格上的缺陷。他们太看重名声，太急于证明自己，也没有看出这场分桃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置的局。但这并不能抹去另一个事实：他们的死亡并非因为已经发动叛乱，而是因为一场带有明显引导性的羞辱和比较。
更值得追问的是，晏子究竟是在维护国法，还是在排除异己？若三士真的有谋反证据，齐景公完全可以依照罪名处置；若只是对晏子无礼，那么借国宴设局，显然超出了正常劝谏的范围。把私人怨气包装成国家大义，正是这则故事最刺眼的地方。
当然，《晏子春秋》并非齐国官方档案，书中许多故事带有劝诫和寓言色彩，不能把每个细节都当作确凿史实。即使如此，它仍然留下了一个尖锐问题：一个人若擅长谋略，是否就天然值得称颂？答案恐怕并不简单。
齐景公后来以士礼收殓三人，说明他们在当时仍被视为有功之士，而非明确的叛臣。晏子则留下了两副面孔：一面是敢于进谏、善于治国的名臣，另一面是借礼法之名设计他人的权臣。桃子本身无罪，真正致命的，是把名节变成了无法逃脱的绳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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