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3月,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得知陈赓在上海病逝,久久没有说话。陈赓时年58岁,正值年富力强,却因长期积劳成疾,生命突然停在了这一年。周恩来随即作出安排,追悼会等他回京后举行,并给陈锡联打去电话。
电话里的要求很明确:“你先停下手头的工作,立即赶赴北京。”这不是普通的工作调动。陈锡联既是陈赓多年的战友,也是他的连襟。陈赓去世后,许多具体事务需要有人协助傅涯处理,陈锡联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
两人的交情,早在革命战争年代便已形成。那时,他们都在部队中任职,年龄相近,性格却各有特点。陈赓机敏健谈,常常拿身边人开玩笑;陈锡联话不算多,却能接住陈赓的玩笑。一个爱说,一个沉稳,反倒相处得十分融洽。
1943年,两人来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并分在同一支部。上课、劳动、讨论,许多时候都在一起。陈赓有时故意把陈锡联拉进自己的玩笑里,陈锡联也不恼,只是笑着应付。那种关系,不是泛泛相识,而是经过共同生活磨出来的信任。
有一次,陈赓看中了院子里成熟的果子,便招呼陈锡联一起过去。陈锡联明知这是胡闹,还是跟着去了。事后陈赓还一本正经地说:“既然已经熟了,放着也是浪费。”陈锡联在旁边哭笑不得。这样的细节,正说明两人没有上下级之间的拘谨。
真正让两家结成亲家的,是陈赓的一次撮合。陈赓的前妻王根英牺牲后,王家妹妹王璇梅与他仍保持联系。1948年,陈锡联的妻子去世,他独自抚养孩子,陈赓便想到了王璇梅。
陈赓提起这门亲事时,陈锡联起初满腹疑问:“你说的这位,是哪家的亲戚?”陈赓故意卖关子,直到把王璇梅带到面前,才告诉他这是自己的妻妹。陈锡联这才明白过来,拍着陈赓的肩膀说:“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
这桩婚事并非简单的介绍对象。战争年代,许多家庭都被离乱拆散,能重新建立联系,本身就十分不易。陈赓熟悉两人的性情,也了解彼此的处境,敢于出面牵线,靠的是多年相处形成的信任。后来两人结婚,陈赓又多了一个亲人,陈锡联也与老战友的家庭紧紧连在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的工作几经变化。解放大西南后,他奉命前往越南,协助越南人民抗击法国殖民势力;抗美援朝战争期间,他又赴朝参与指挥工作。1952年起,陈赓主持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承担培养现代化国防人才的重任。
创办哈军工并不是挂名任职。校舍、师资、课程、设备,都要从头筹划。陈赓常到北京请示汇报,也常去找周恩来协调困难。一次,他拿着急需批办的文件赶到西花厅,恰逢周恩来暂时离开,他便站在门外等候。周恩来出来后,陈赓立即把文件递上去,说:“总理催得紧,我也只能追到这里了。”周恩来听后无奈地笑了。
两人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早在黄埔军校时期,周恩来便认识陈赓。大革命失败后,陈赓从事过隐蔽战线工作,长征途中还曾照料重病中的周恩来。几十年风雨过去,师生、战友和同志之间的情谊,早已不是几句话能够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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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锡联的工作则长期围绕炮兵建设展开,先后负责炮兵部队和相关院校建设。两人身在不同岗位,却没有因此疏远。逢年过节,两家人会相互走动;工作繁忙时,也会通过书信询问对方近况。陈赓病重期间,陈锡联一直牵挂着这位姐夫和老战友。
1961年3月16日,陈赓在上海逝世。消息传到广州时,周恩来正在主持重要会议,仍立即作出安排。陈锡联接到电话后,从东北赶赴北京,协助傅涯料理后事。那几天,他既要面对亲人的离去,又要处理公祭、遗物和家属安置等事务,悲痛只能压在心里。
几天后,周恩来回到北京,径直前往中山公园中山堂,主持陈赓的公祭活动。邓小平、陈毅、罗瑞卿等人到场送别。临近安葬时,周恩来亲自写下“陈赓同志之骨灰”几个字,交由邓颖超转给傅涯。一个称谓,一通电话,一场亲自主持的公祭,留下的是战友之间沉重而克制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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