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1年，北京，特别法庭内，刘丽英面对的是一桩牵动全国的重大案件。她参与“两案”审理工作，所面对的不只是几名被告，更是十年动乱留下的复杂后果。庭审气氛沉重，她需要做的，不是凭个人情绪裁断，而是让证据、事实和法律说话。
这个任务之所以交给她，与她长期从事公安、纪检工作的经历有关。她办案有个特点：不看身份，不凭印象，材料没有查清，谁来求情都很难改变她的判断。
1932年，刘丽英出生在东北。15岁时，她参加东北民主青年联盟，走上革命工作岗位。初中毕业后，她进入公安总局干校学习，接受文化、公安业务和纪律教育。那段经历，使她很早便明白，办案不是逞强，而是对组织和百姓负责。
然而，她本人也曾是动乱年代的受害者。批斗、关押、戴铐，接连而来，家人也受到牵连。多年后，她面对那些重大历史案件，内心当然不可能毫无波澜，但她没有把个人遭遇当成办案依据。证据如何，事实便如何，这是她始终守住的界限。
粉碎“四人帮”后，刘丽英在沈阳公安系统工作，后来进入中央“两案”审理机构。1980年至1981年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依法审理。法庭最终作出判决，江青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刘丽英参与其中，承担了重要审理工作。所谓“女包公”，并非她自己争来的称号，她对此反而常说，自己只是做了分内之事。
“两案”之后，她转入中央纪律检查机关工作。二十多年里，她接触过大量来信和举报材料。材料里有官员违规，也有普通人多年申诉无门。她最看重的，往往不是案情表面有多大，而是被遮住的那一层：谁在掩护，谁在拖延，谁又在借权力压住事实。
山西运城的一起案件，便是从一封信开始的。纪检干部张戈反映，当地有人挪用公款、违规建房，甚至侵吞防洪工程物资。调查过程中，张戈遭到压力，案件也被人有意淡化。
刘丽英当时身体并不好，却带队赶赴当地。她没有急着表态，而是先看材料、访群众、查工程。一次查看黄河沿岸防洪设施时，她发现仓库中的物资所剩无几。当地百姓反映，一些人拿着条子领走材料，久而久之，公家物资便成了少数人的私物。
“这些东西是谁拿走的？”
“有领导的条子，谁敢拦？”
几句朴素的话，让案件突破口浮现出来。刘丽英随即把调查力量分开，分别核查账目、工程、批条和人员往来。她反复强调，不能因为涉案金额被人说成“小事”，就跳过取证程序。刑事案件若不查清细节，既可能放过坏人，也可能造成冤案。
随着证据汇集，张戈反映的情况得到核实，相关人员受到处理。这个案件也让刘丽英更加确信，查处基层问题，不能只听汇报，更要到现场去看，到群众中去问。
1982年，东北又发生重大经济案件。涉案人员与一名市委副书记的亲属有关，案件背后是否存在权力庇护，成为调查重点。有人以干部年长、过去受过迫害为由，希望从轻处理。刘丽英没有接受这种说法。
她的态度很直接：“过去受过迫害，不能成为今天违法的理由。”
在她看来，功劳、资历和苦难经历，都不能替代对现实错误的追究。也正是在办理这类案件时，一名女子向她反映父亲长期未获平反。刘丽英听完材料，发现有关部门多年推诿，便亲自督促复查，最终推动问题得到解决。
真正使她声名大振的，是江西省长倪献策案件。1986年，刘丽英担任中央纪律检查机关有关领导职务后，受命调查此案。当时倪献策身居省级领导岗位，案件牵涉生活作风、经济问题以及贷款审批，处理尺度十分敏感。
调查初期，表面材料并不充分。刘丽英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顺着资金流向继续追查，发现与有关人员存在关联的公司，曾以特殊方式取得政府贷款。她们调阅批文、账册和银行资料，逐项核对，终于找到关键证据。
谈话时，倪献策起初否认问题，称这是对改革工作的攻击。刘丽英没有与其争吵，只把核实后的材料一份份摆出，追问签字、审批和资金去向。证据越来越完整，辩解也逐渐失去支撑。
案件查清后，倪献策被开除党籍并依法判刑。后来他提出申诉，刘丽英又参与复核相关证据，原判得到维持。对刘丽英而言，省级干部也好，普通工作人员也罢，查办案件只有一条标准：事实是否成立，责任是否明确，处理是否经得起检验。
她留下的一句工作原则，至今仍能概括其办案风格：“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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