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冬,北京301医院南楼,82岁的史可全拄着拐杖住院。那时的他身患多种疾病,走几步便要停下来喘气。可当女儿陪他到阳台晒太阳时,他忽然看见隔壁病房住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人愣住了。
那不是普通的老战友,而是多年未见的彭德怀。
史可全盯着病房方向看了许久,像是要确认自己没有看错。紧接着,他松开拐杖,身体晃了几下,竟努力站直,抬起右手,朝彭德怀敬了一个军礼。
这一幕,和几十年前的战场并不相同。没有枪声,也没有军号,只有医院走廊里的脚步声,以及两个饱经战火的老人隔着病房再次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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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全原名史太金,1892年出生于湖北天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年轻时练过武,也做过押运货物的营生。1926年前后,他因接触农民运动走上革命道路,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那段岁月,身份必须隐藏,消息必须送达,稍有差池便可能牵连同志。史可全曾在江陵一带活动,并由此结识段德昌,后来又成为段德昌与彭德怀之间的重要联系人。
当时的彭德怀还在旧军队中任职,但对革命已有接触。段德昌经史可全秘密联络彭德怀,后来成为彭德怀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史可全虽然只是中间传递消息的人,却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有一次,敌人抓捕史可全,审讯中反复追问他是否知道共产党人员。他始终咬紧口风,只说自己是店里的伙计,什么也不清楚。敌人施以酷刑,他仍没有吐露组织情况。
获释后,有人告诉他,这次抓捕很可能是因为敌人误认了另一个同姓之人。史可全却说:“就算知道,也不能说。”
这句话并不漂亮,却很硬。
年过四十后,史可全没有被安排长期冲锋陷阵,而是转入后勤。他筹粮、运物、管军需,做的都是不起眼却不能出错的工作。红军长征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粮食运输更是困难,他仍想方设法保障部队需要。
贺龙曾称赞他是红二军团后勤工作中的得力干将。1942年,史可全担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供给部长,后来又被调往晋绥地区,负责根据地的物资保障。
他曾盼着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报告获准后刚准备交接工作,却又接到调令。面对疑惑,身边人打趣说:“部队离不开你,学习的事只能往后放。”
史可全没有再争。他清楚,供给工作不像战场冲锋那样显眼,却关系着部队能不能坚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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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战役期间,晋西北物资紧张,机关人员连菜都难以吃上。彭德怀到部队视察时,许光达希望史可全设法改善伙食。没有条件买肉,他便到附近沟渠里捉鱼和黄鳝,熬出一锅鱼汤。
彭德怀端起饭碗时感到意外:“这可不容易。”
史可全走上前,激动地说:“彭老总,还记得我吗?”
彭德怀很快认出了他,笑着称呼:“老哥!”
两人相识于秘密斗争年代,此后各自奔赴不同战场,转眼已经多年未见。那顿饭谈不上丰盛,却让史可全一直记在心里。他觉得招待老战友太寒酸,便说:“等全国解放了,一定好好请您吃一顿。”
彭德怀握着他的手回答:“老哥,难为你了。等解放后,我吃你的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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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个约定始终没有兑现。新中国成立后,史可全继续工作,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57年离职休养。由于种种原因,他再也没有找到合适机会请彭德怀吃饭。
医院阳台上的那次相逢,让史可全重新想起了这句承诺。此后,他常常守在阳台附近,哪怕输液、吃饭,也不愿离开太久。家人劝他回病房,他便显得十分不耐烦。
他守望的,既是老首长,也是那段共同经历过的岁月。
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在北京逝世。护士把消息告诉史可全后,老人沉默了很久,连续几天没有进食。随后,他坚持出院,还念叨着要吃烤鸭。
家人四处寻找未果。出院前,彭绍辉设法送来一只烤鸭。史可全捧着烤鸭走到阳台,缓缓跪下,泪流不止,只重复着一句话:“彭老总,我还欠您一顿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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