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0月,中南海国务院常务会议,邓小平与张爱萍围绕核电建设展开谈话。会议讨论的,并不是一项普通工程,而是中国核工业究竟该走什么路:完全依靠自己,还是引进国外技术,直接建设大型核电站。
张爱萍当时分管国防科技和工业,对这个问题看得很具体。他认为,原子弹解决的是国家安全,核电则要服务经济建设。两者基础不同,但技术、人才和工业体系可以相互借鉴。中国已经能够制造核武器,却不能把核技术只停留在军事用途上。
争论的焦点,很快集中到秦山和大亚湾两个方向。秦山核电站采用自主设计的30万千瓦机组,规模不算大;大亚湾则准备引进法国技术,建设更大容量的核电机组。
有人提出,30万千瓦机组技术落后,既然国外已有成熟的大型设备,就没有必要从较小规模重新起步。张爱萍却不赞成把“引进”和“自力更生”对立起来。他的判断是,自己先搞出一套,才能真正掌握工程经验;即便将来引进技术,谈判、消化和改进也会更有底气。
会场上的意见并不统一。几次会议下来,方案始终难以定夺。有人批评部分同志参加会议不够积极,张爱萍当场回应:“凡是和我有关的会,我都参加了。”
这句话传到邓小平那里,便有了后来那场谈话。邓小平约见张爱萍,开门见山地问:“爱萍,听说你开会都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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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解释,涉及自己分管工作的会议从未缺席,至于农业、体育等与职责无关的议题,去了也未必能发挥作用。邓小平听后,既指出他性格直,也提醒他身处重要岗位,不能只按个人兴趣办事,随即说:“爱萍,要注意。”
这句提醒,背后并不是简单的批评。张爱萍敢于坚持意见,也容易把话说得直接。对技术路线的判断,他往往寸步不让;对行政事务,却不愿作没有实际作用的陪会。邓小平了解他的能力,所以既信任,也需要提醒。
这种性格,早在国防科技工作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1977年,邓小平曾考虑让张爱萍担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张爱萍没有顺势接受,而是说明自己从1956年起便参与国防科技工作,熟悉武器装备和科研组织,希望再用几年时间把这一摊工作抓出成效。
他还向邓小平推荐罗瑞卿承担军委秘书长工作。这个选择,说明张爱萍清楚自己的长处在哪里,也没有把职务看得比事业更重要。此后,他继续负责国防科技,承担起从科研计划到装备试验的繁重任务。
1980年5月18日,戈壁滩上进行远程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上午10时,发射命令下达,导弹飞出国境,按预定弹道落入太平洋指定海域,数据舱随后被打捞回收。这次试验标志着中国具备了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能力。
试验成功前,张爱萍很少停留在会议室里作判断。一次火箭发射准备阶段,检查人员发现发动机舱内似乎有一处阴影。别人若觉得只是小问题,或许会让流程继续,但张爱萍要求查清楚。
经过复查,工作人员在发动机舱内发现,那处阴影竟是一根掉落的鞋带。按规定,进入舱内作业不应携带这类物品。张爱萍随即要求完善管理制度,进舱人员必须严格检查衣物和随身物件。
这件小事很能说明他的工作方法:大方向要抓,细节也不能放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曾回忆,张爱萍即使身体不好,带着氧气瓶,也要到现场查看焊点、螺丝和零部件。对国防工程来说,许多事故并非出在宏观决策,而是藏在一个不起眼的环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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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山核电站的争论,正是在这种思路下逐渐明确。1981年11月,国务院批准“728”工程;1982年11月,选址确定在浙江海盐。1983年6月1日,秦山核电站正式开工,中国自主建设核电站由此进入实质阶段。
张爱萍后来还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和国防部长等职务。1987年10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七中全会上请求辞去军委副秘书长职务,次年又退出国务院和国防部长岗位。
离开主要领导岗位后,他很少谈论个人功劳。谈到“两弹一星”,他总是强调科研人员、技术工人和后勤保障共同承担了任务。晚年居住期间,老战友子女来访,他常与他们谈工作、谈往事,也谈书法和诗词,偶尔用一句“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打发旁人的夸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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