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初与明初的北方边防：都不修长城，但根本不同

明修长城实际是一个比较晚的事，是从中期甚至晚期的嘉靖年代才大规模铺开。唐倒也不是完全不修，例如隋末华北遍地突厥儿可汗，突厥远至晋南杀掠，以至于李渊时期在晋中市的太岳山区修建过长城。虽然李世民等后来借修长城而讥讽隋炀帝等，但早期面对突厥入侵的严峻形势，仍是肯定长城的价值的。

唐初明初大约北方人口都相当稀少，双方一个根本的不同是，尽管都面临北方大乱后人丁稀少、州县残破，特别是沿边地区遭受北虏入侵极其萧条，缺乏有效的防御体系的类似局面，明初的朱元璋等人极其焦虑乃至千方百计地试图扭转，而唐初李世民等人则相对来说，不以为意。

所谓修长城也是一样。尽管都不修长城，但唐初府兵制时代的北方国防，和明初决然不同，和之前的北魏齐隋，其后的辽金元清都截然不同。初唐不光是长城，而是军堡城池、屯戍烽壕等各种传统边防要素全方面的稀少。

其中原因倒也简单，无非府兵制叠加初唐天下无敌的气势，以及重内轻外，以关中一隅之地而控天下的思路。

居重驭轻，拱卫京城。这是唐初对内加强军政控制的当务措置。杨隋亡于农民起义，殷鉴历历。长安、洛阳是东西两京，太原是“兴王之地”，是故关内、河东、河南三道的军府，占全国总数的80%；关内道的军府占全国总数的44%。

唐朝前期的军事制度是以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相分离为特征的。像府兵、禁军、镇戍这些军事组织主要是在平时发挥作用，遇有战争并不直接投入征战，而是以提供兵员的形式编入行军，行军则是战时的军队组织。仪凤年间以前，由于唐王朝国力强盛，而周边诸族相对衰落，唐王朝处于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每当战略目标确定，就迅速抽调兵员，组成大规模行军，迅速组织战争，由临时任命的大总管指挥军队前往征讨。故一旦达到目的取得胜利之后，除留下部分兵力用于镇守外，旋即退军并解散行军。由于府兵以番上宿卫为主，所以唐代前期的大规模行军，其军队主体为召集的兵募与番兵。

正因为唐代每次军事行动的兵员来源，以兵募与番兵为主体，而州县无兵，与西汉各郡县都训练军队，战争时从全国各郡县抽调集中不同。而且唐代前期由于一连串辉煌的军事胜利，所以更重视机动性的主动军事打击，并不像西汉时期更重视依托层层防御体系组织边防。即使在后突厥汗国复兴，重新威胁唐王朝边境安全时，唐廷仍不倾向于在北部边疆工事建设上投入太大精力。

总之，唐代初期袭破东突厥政权，取得了军事上的主动与一连串的战果，使得边疆形势并不紧迫。再加上唐代早期军事上以府兵制为主导，州县无兵，军事行动以临时组织府兵、募兵和番兵行军为主要形式，并不重视边疆防御工事与体系的建设。

盛唐在东疆三州、南疆四镇、天山廊道的缜密经营，雄强伟大，直到清代才被赶超。但是，新疆扩张的辉煌，也造成了灯下黑的效应：新疆之外，南到九边地区北到西汉外长城一带的“农牧过渡地区”，唐在农业屯垦、城市开发、人口增长等上，大多并不是特别高的水平。

例如说，盛唐北疆的极点，是古尔班赛汗山附近的花门山堡。花门山再往南，下一个要塞是几百里外，额济纳绿洲的宁寇军城。额济纳绿洲，自汉朝开拓居延海以来，代代为国防重地。然而，从汉到元约一千五百年，唐代却是额济纳绿洲一个严重的低谷。

汉朝的额济纳地区，开发极其繁盛。西夏、大元的黑水城、亦集乃，虽不如汉代，仍可以说是繁华都会。而大唐只有孤零零一处遗址，下游的额济纳地区仅有宁寇军所在的大同城遗址存在。屯田农垦的规模，跟大元比，也是微不足道的。尽管现代复原古代绿洲面积、屯垦面积等注定十分困难，一人一个数，但认为西汉屯垦最多，西夏-元代其次，隋唐极其狭小是公论。以程弘毅为例，其认为汉朝屯垦68.09万亩，西夏-元21.48万亩，唐3.28万亩。

唐代的额济纳，资料极其匮乏。一个有趣的场景是，陈子昂在迁安北都护府前来此公干，当时额济纳仅有的建置是“同城镇”——镇，不是民政村镇，而是最多不过五百个兵的边防警戒机构——附近挤满了少说五千多帐，也可能九千多帐的突厥难民。

直到武则天时期还不过是个镇的额济纳地区，后来升格为“守捉”，在天宝年间又升格为“宁寇军”，可能有八千多军人——遗憾的是仅十几年后便是安史之乱，与河西州郡一同沦亡了。额济纳建置的强化，反映的是唐朝逐渐改变其“有边无防”模式，向我们熟悉的在边疆军镇州城以卫边的国防模式转变。

桑干河流域，也就是明朝的宣大地区，今日的山西大同、朔州、河北张家口、北京延庆。这一带对华北国防安全至关重要，而耐人寻味的是，隋唐竟是宣大历史上城市发展的最低谷。盛唐时期宣大州县的凋零，与辽代时期的繁荣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曹魏时农牧业分界线全面内缩，中原政权退出桑干河流域，所以设县稀少，城市衰落可以理解。但隋唐是统一强盛帝国，为何在此地设县仍如此稀少，却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不难理解。早在隋朝，宣大-河套地区就安置了大量内亚部落，历经初唐战乱，根本重地山西和陕西绝大部分地方被突厥蹂躏，龙兴之地太原城，出了城门往北走六十几公里就是突厥驻军。那么，在战胜北虏后，该怎么办？

正所谓“中国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犹于枝叶”，将北方零星几个州县外的辽阔土地用于安置四夷以做枝叶藩篱，是应有之义。也因此李世民拒绝了诸如将突厥人强制迁移、强制同化等思路，而是坚定地支持将10万来口突厥等安置在自宁夏自北京的沿边地区。即使其日后差点被突厥武士杀掉，仍初心不改，在遣返突厥后不久后又让突厥回归黄河以南。

相比之下，明初政策截然不同。虽然朱元璋也曾自吹什么要对蒙古色目“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的高调，儿子朱棣更为大方，都对降人高官厚禄，经常安置在北方沿边地带不打乱部众，然而跟汉晋隋唐，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一般认为朱元璋北伐时期俘虏加投降的蒙古官兵就不下六七十万，加上此前中原各地的蒙古色目，以及后来永乐宣德时期不断投附的女真色目蒙古西域西番，可以说明初接收的北族人口相当庞大。但是对达官的态度，总逃不过老淮西的一个拴字，明代两百多年，庞大的达官达兵遍布从九边到两广的辽阔地区，深刻融入以卫所制为核心的国家机器中，州县加长城越来越成为现代人习惯上的华夷分界线，塞内几乎没有大型游牧集团的活动。而到了清代更是乾坤倒转，内地人口单方面外溢到草原了。

到这里，好像是在吹朱贬李，其实不是，只是明初的政策相对更符合现代人惯性思路而已。现代人想到国防安边，总不出一个屯垦建设，要地驻防，看到人少就不踏实，看到外劳就不高兴。然而从绩效来讲，难道李世民不是保证了漠南漠北五十年的太平吗？难道不是直到唐末还领有河套，远迈朱明，碾压宋晋吗？归根结底在州县皮囊之下安排亲近部落游牧是卫戍漠南的合理手段，例如契丹在热河的投下军州。

遗憾的是唐初辉煌武功下，对要点据守、州县建设非常蔑视，辽金元皆在草原大搞城市建设、国防工事，而唐甚至在后突厥叛乱后还长期不愿修建防线，甚至河西陇右都长期不健全，在对吐蕃愈发不利和李隆基强化西北边防后大大好转。

而朱元璋则相比李世民的恢宏气度而言，保守内缩。从个人因素角度讲，一个是出自山西，包容自信的世家贵族，另一个则是阴鸷冷酷的淮西底层。从时代讲，一个出自华夷融合的时代，一个则是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的激烈斗争时代，后者对胡人的猜疑远超前者。

朱元璋晚年大搞漠南卫所，实际上是把思路一竿子捅到了1400年前的西汉，试图在鲜卑辽元之后，重新以汉人力量为主体，不但要占领九边，还要屯垦戍守东胜开平大宁营州的辽阔大地。可行吗？不知道。反正这么搞确实费人又费钱。

反正短短几年后，他儿子上位后胡搞，尽废其布置，搞出了一个在漠南又没有州县卫所，又没有友/敌部落的无人缓冲区奇葩格局；后来朱瞻基、朱祁镇之流更是往祸国殃民道路上狂奔。

山西自古华夷杂处，胡气深重。一个有趣的细节是，隋朝第一次修建长城，便是在山西吕梁市的吕梁山区，防御山胡。更有趣的是，被抓壮丁修长城的也是山胡，这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吧！

山西最后一次大规模安置游牧集团，大约是在蒙元。山西类似河西走廊的宜牧性，对包括窝阔台大汗在内的右翼王公吸引很大，纷纷安排子孙来此游牧。直到大元一统后，还陆续安置右翼各王公，例如，分封在长治的窝阔台系王公小薛，春季翻越南太行到河北邯郸境内游猎，夏冬之间从晋东南长治盆地-晋城盆地的广阔草场，乃至翻越南太行进入河南焦作黄河北岸之间，游牧转场。

山西另一个在隋唐有趣的细节，就是山西北部夷狄杂处、胡地丘墟的面貌，提供了后突厥复兴的基石。众所周知，突厥叛唐大暴动的复兴之地是总材山，新近研究多认为其在山西省。例如，A History of the Second Türk Empire 的作者陈浩，认为位于晋北洪涛山一带；《文本·空间：隋唐突厥史的再研究》、《玉塞胡落：6~9世纪北疆民族史地研究》均认为在岚州，即今吕梁市、忻州市边界的吕梁山、管涔山一带。

现代人习惯了明清时期，马尔萨斯陷阱人口爆炸，各省人多地少，流民疯狂外溢润走的局面，对中古时期所谓的州县皮囊下，“北临绝塞之地，封略之内，杂虏所居，戎狄之心，鸟兽不若，歉馑则剽劫，丰饱则柔从，芽报冤仇，号为难制，不惮攻杀”的文化面貌，十分陌生。

现代人熟悉的，是开元天宝年间十大节度，边防大军的时代，是现代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模式，也是经常民族主义者YY中误以为的初唐模式。但这一形势经历了很长时间段的变迁。

以最令人佩服的河套地区来说，经营何其壮阔。历经张仁愿王忠嗣张齐丘等人，到天宝时期，阴山防线岿然坚固，浑然一体，甚至通过千八百所的烽堠、横塞军等将实际军事力量一直推进到阴山以北，戈壁之中，气势磅礴。

这种格局经历了很长的强化过程，在初唐鲸吞漠北的时候，河套的鄂尔多斯高原还只有边缘处相隔甚远的胜州、灵州、夏州几个孤城，而黄河以北更是只有单于都护府城、燕然都护府城等三两个孤城。我们熟悉的三受降城、天德军城等建设很晚，也见证了唐代实际控制力从黄河沿岸向黄河以北，阴山背后不断延伸的过程。

纵观阴山防线军城的建设过程，最早的丰安军置于武周万岁通天元年(696)，时在漠南突厥大暴动17年之后；著名的三受降城筑于中宗景龙二年(708)，上距大暴动已30年之久，由此可见，当日之中枢决策者未能察于败衅而绸缪，已是先失人谋之臧；其后的“亡羊补牢”措施，仍然显得迟钝怠慢。

如果以后代人习惯的观点来看，这种几个“深入敌后”的孤城根本是防君子不防小人，似乎就是送肉。然而这正是初唐天下布武，强大国力的写照。

李隆基时代的国防转型，已经越来越接近现代人熟悉的模式。唐廷改变了初期将农牧交错地带视为单纯的战场和安置归附部族地区的策略，开始在农牧交错地带建设以军镇节点的防御体系。具体到桑干河流域，就是突破了以往朔州-勾注陉-飞狐县(今涞源)-怀戎县这一防线，在桑干河流域内修筑军城，并依托军城设置郡县，建立永久的控御基地。

所以很灯下黑的是，虽然老李后来太抽象了，但光看他前期，对强化从宣大到中亚边防，功绩很大。不幸的是，在地图绘制下，他的边疆强化被完全抹杀了。地图绘制中，盛唐相比初唐显得十分凄惨，毫不体面。尤其离谱的是，别的地图个个北方开疆，漠南方向却选了开元图，只剩下阴山-额济纳一线，惨遭缩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