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燕初评《情感技术》：表情包，被数字资本催生的语言？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蒋燕初】

2006年，《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是一台电脑，屏幕位置贴着一块银色金属箔片，读者拿起杂志，能在这里看见自己的脸。

屏幕下方印着年度人物及其评语：

“你。”

“你控制着信息时代，欢迎来到你的世界。”

前不久伊娃·易洛斯出版的新作《情感技术：技术资本主义如何剥削我们的主体性》，就是以这张极富创意的封面为引子。

《情感技术》，是这位当代最敏锐的情感社会学家基于其2025年2月在斯图加特的一场演讲扩写而成，薄得可以两三个小时读完。我是在一个阴天读完的，读到一半起身泡茶，回来时手机屏幕上亮着一条消息，末尾缀着一个笑出眼泪的小黄脸。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本书写的就是这张小黄脸。

易洛斯是当代极少数认真对待人类情绪与亲密关系变迁的社会学家之一，从二十多年前的《消费浪漫乌托邦》，到后来的《冷亲密》和《爱，为什么痛》，她一直在做一件值得敬佩的事：把人们最私密、最不可言说的触动，放到市场和制度的光线下面细看。

她的文字有一种罕见的品质，冷静，却从不冷漠。这一次，她谈的是表情符号、点赞、冥想应用、网红的眼泪和陪伴型AI。

全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她谈表情符号的那几页。

她说，这是人类第一次拥有一种专门用来表达情感的书写系统。

文字诞生几千年来，一直在努力摆脱身体：口语里的语气、停顿、扬眉和叹息，统统在书面语中视为需要被扬弃的对象。表情符号，在对话框里把它们召唤了回来，而且效果非凡，不要说每个读者手机里那些争奇斗艳的表情包收藏，即便像是我微信里最常用的“笑哭”、“捂脸笑哭”默认表情，也无法在任何语言里找到能恰如其分传达其意象的单词。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法国批评家罗兰·巴特的《恋人絮语》。

巴特把恋爱中的人会经历的状态拆成一个个“辞格”：等待、焦虑、“我想要理解”、“我爱你”，每一个都是没法用定义说清、只能用场景指认的东西。表情符号，可能就已经像是一部由几十亿人合写的《恋人絮语》，只是辞格变成了图像。又或者像那些不可翻译的词，葡萄牙语的saudade，日语的“物哀”，它们存在，恰恰因为总有某种感受溢出了既有的词汇。

易洛斯引了一项调查：三成以上的Z世代受访者用一个表情结束过一段关系。读到这里，我没有觉得轻浮，反而有点心疼。也许不是他们太草率，而是有些情绪用语言太难以表达了，而一个小小的图像能替人承担许多重量。

然后是眼泪。

超模贝拉·哈迪德在社交媒体上发过一组自己哭泣的照片，她说这样让她感觉更真实。易洛斯把它当作一个转折点：当众展示眼泪，打破了现代社会关于哭泣的全部礼仪，而驱动这种破例的，是注意力可以兑换成价值。

她在书里引了美国社会学家阿莉·霍赫希尔德的观点。1983年，霍赫希尔德在《被管理的心》里写达美航空的空乘，公司培训她们如何发自内心地微笑，让乘客感觉自己是家里的客人。那是“情绪劳动”这个词的起点。四十年后，这个词已经在小红书全面普及了。

书中还花了好几页复述英国剧集《黑镜》里的一个故事，故事女主角蕾西每天对着镜子练习笑容，调整嘴角的弧度和笑声的长度，因为每一次社交互动都会被打分，分数决定她能租什么样的公寓、能参加谁的婚礼。易洛斯分析的是一个基于算法的评分系统如何把讨人喜欢变成一种货币。我读到的却是另一种触动：几乎每个女人都练习过那种笑，在面试时，在饭局上，在一个长辈面前。

书里最温柔、也最让人不安的，是关于Replika的部分。

Replika的创始人叫尤金妮娅·库伊达，2015年，她的一位好友去世，她把两人多年的短信导入程序，做成了一个会用朋友口吻说话的聊天机器人，这就是Replika的起源。十年不到，它已经积累了三千多万用户，易洛斯就此延展出“哀悼机器人”的概念：用逝者的文字、声音和习惯，训练出一个可以继续对话的“他”。

罗兰·巴特在母亲去世后写了两年的《哀悼日记》，写在裁成四分之一大小的纸片上。其中有一句，大意是：人们说时间会平息哀伤，不，时间只会让哀伤的激动退去，而哀伤本身留了下来。我常想，如果巴特活在今天，他会不会把母亲的信件交给一个模型？

他大概不会。

但我也不忍心去评判那些会这样做的人。

易洛斯在结尾引用了库伊达给《大西洋月刊》的一段回复：就算关系里有一方不是真人，感受也是真的。

易洛斯是把这句话当作技术资本主义的自供状，我反复读了好几遍，越读越觉得它说得没错。

对于奔腾的数字时代里人类情感向何处皈依这一问题，易洛斯在书的最后开出的药方是：“经验”。

她沿着德国思想家瓦尔特·本雅明和法兰克福学派的传统，把经验定义为身体与世界的相遇：世界大于我们，包裹我们，同时又抵抗我们的意志，我们在这种抵抗中被改变。她担心的是，靠冰冷屏幕织就的情感世界抽走了这种抵抗，只留下自我与自我的循环。她说，这种缺失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感觉起来并不像缺失，情绪是满的，也是真的。

这是全书最深的一个判断，但我想讲一个她没有写到的女孩。

每年暑假，你几乎都能在大城市街头看到这样来来往往的女孩：带着某趟过夜的绿皮车积累的疲劳，仔细对着手机里密密麻麻的攻略，路线、店名、机位和出片时段都来自无数前人的帖子。她在硬座上熬一夜，在多人间的青旅里听别人打鼾，顶着烈日排队，按清单逐项打卡，每天微信步数破2万。

大部分时间里，她汗流浃背，疲惫，茫然，暴躁，但在自己的小红书账号上，她按照一套也许没有人明确写下来、却人人都懂的标准，把自拍、漂亮饭和汉服妆造精修后上传，配上大同小异的文案，一趟让人生不后悔的精彩旅行就这样定格了。

易洛斯药方里所说的经验，她一样不缺：身体在场，世界在抵抗，可那些抵抗没有被允许改变任何东西。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早就写过，旅行会变成一种积累照片的策略。我对这个女孩只有同情。没有人强迫她，她是自由的，而当红的韩裔德国哲学家韩炳哲在《倦怠社会》里同样说过，自由恰恰可以是最高效的强制形式。

所以我怀疑，线上与线下并不是真正的分界线。

真正的分界线在于，世界的抵抗能不能反过来改变一个人。

我还想起另一段历史，十八世纪末，德意志地区的人们恐慌一种叫“阅读狂热”的病：年轻女子读了太多小说，沉溺于虚构的感情，分不清幻想与现实。数十年后，福楼拜写了爱玛·包法利的故事。

再往前，柏拉图在《斐德若篇》里借苏格拉底之口担心，文字会让人只有智慧的外表。

每一种新媒介出现时，都有人诊断它让人失去了真实，而最先被诊断的，往往是女人和年轻人。

易洛斯的问题，在于她始终需要一个“原初的正常”作为衡量异化的参照。从卢梭的自然人再到本雅明的经验，这个理解范式的结构一脉相承：先有完整，然后堕落。

于是她需要一个堕落的推手，技术资本主义便登场了。可我觉得，这是一种逻辑的跳跃和倒置，与其说情感被资本偷走了，不如说，当教育、养老、医疗和生计都从具体的人手中移交给非人格的机器之后，人际关系卸下了功能，只剩下情感。

算法或者资本并没有制造这种剩余，它只是找到了它。

书的最后一章转向政治，这也是易洛斯批判断言最激烈的地方：游戏玩家与极右翼，刺杀美国保守派活动人士查理·柯克的凶手身上的梗文化，法国那场没有纲领、只有愤怒的“封锁一切”运动。她希望回到一个“仪式化的公共领域”，人们在其中戴着面具、遵守规范，情绪由此得到缓冲。

可那套规范从来就带着阶层属性。

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夫妇发现，美国没有大学学历的中年白人，死亡率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起逆势上升，死于自杀、药物和酒精。他们的痛苦从未沉默，只是以一种系统无法登记的方式表达。

替他们把愤怒翻译成纲领的工会和教会先消失了，网络是最后剩下的出口。

作为女性，我对美国匿名论坛4chan上那些自称 incel（“非自愿独身者”）的厌女男性没有好感。

但我也得承认，好莱坞名人随手转发一条关于加沙的帖子，才更像政治版的漂亮饭：她晚上可能照样赴一个右翼男人的约会，由对方在网红餐厅买单。一个incel的立场，至少和他的处境是一体的：他在网上厌恶女性，线下也多半与女性隔绝。只是那个转发者的“虚伪”，恰好是社会的刹车：当政治上的敌人正是约会对象，冲突就有了上限。

更远但又很可能不会太远的问题是，如果AI让大多数人未来不再需要工作，分配的真实位置就可能不再是政治立场的决定因素，剩下的只有集体情绪，那时，情绪动员也许不再是政治的病态，而是成为常态。

它的入口是易洛斯所谓的真实感：人类判断真假的古老方式是判断一个人，社交媒体让这种面对面的直觉，在没有面对面的世界里复活了。

韩炳哲在《在群中》里说过，数字时代的“群”没有“我们”，形不成政治；他没有看到，群可以共享一个“他”。

1903年，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写了《大都市与精神生活》。那时的人也在哀叹城市让人冷漠、算计、人情淡薄。齐美尔却把城市人的漠然描述为神经对过量刺激的适应，并且指出，正是这份漠然给了人前所未有的自由。

他没有歌颂，也没有哀悼。

易洛斯这本书的每一个观察，我几乎都愿意认领。只是在我看来，她在拿起每一件东西时，都过于刻板地问了一句：我们失去了什么？

不妨先别急着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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