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0年，新德里，印度民族运动领袖莫罕达斯·甘地与戴季陶的谈话，把一个尖锐问题摆到了桌面上：面对侵略，受压迫者究竟该不该拿起武器？这场争论，后来被不断简化，也让甘地在中国读者眼中显得格外矛盾。
甘地出生于1869年10月2日，地点是印度西部的博尔本德尔。他13岁结婚，19岁赴英国学习法律。那段留学经历塑造了他的生活习惯，也使他接触到基督教思想、素食主义和西方法律观念。
学成回国后，甘地并没有立即成为风云人物。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1893年赴南非任职。一次乘坐火车时，他因肤色和身份被赶下车。个人遭遇由此上升为政治问题，他开始关注印度人在南非受到的制度性歧视。
南非岁月持续了二十多年。甘地在那里组织请愿、罢工和集会，反对强制登记等措施，并逐步形成“不合作”和“非暴力抵抗”的实践方式。有人问他靠什么取胜，他回答：“不服从不合理的命令，也是一种力量。”
这套方法并非凭空出现。它既吸收了印度宗教中的克制观念，也受到西方伦理思想影响。甘地善于把复杂的政治要求，转化成普通人能够参与的行动，例如拒绝登记、抵制商品、集体请愿。
1915年，甘地回到印度，很快成为民族运动的重要人物。他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却不主张以武力展开全面斗争。1920年后，他推动不合作运动；1930年，又以“食盐进军”抗议殖民当局的盐税政策。那场行动规模不大，却极具象征意义。
甘地最受争议的地方，出现在私人生活。早年婚姻之后，他逐渐把禁欲视为自我约束的重要内容。晚年时期，他曾让年轻女性亲属马努、阿芭等人与自己同床，以此检验意志是否坚定。
这件事在当时便引起非议。甘地把它解释为精神修行，旁人却很难接受这种安排。关于“共浴”等说法，材料来源复杂，不能把未经充分证实的传闻直接当成定论。可以确定的是，他晚年的禁欲实践确实突破了传统伦理边界。
有意思的是，甘地并不认为自己没有矛盾。他既反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某些弊端，又熟练运用报刊和公开演说；既强调宽恕，又在政治谈判中坚持原则。这种复杂性，正是他难以被简单归类的原因。
谈到中国抗战，甘地的意见尤其刺耳。1940年，戴季陶访问印度时，曾与甘地讨论中国的处境。根据当时留下的记录，甘地认为中国应以非暴力方式面对日本侵略，甚至提出让民众拒绝合作、拒绝屈服。
戴季陶显然不能认同这种设想。中国面对的是军事占领和大规模暴行，单靠道德劝说无法阻止炮火推进。甘地的立场建立在绝对非暴力信念之上，却忽略了中国当时所处的具体环境。两种思想之间，没有简单的高下之分，但现实代价完全不同。
也不能把甘地的主张说成支持日本。恰恰相反，他反对殖民主义和侵略，只是坚持认为，被侵略者也不应使用武力。这种道德立场在宗教和伦理层面自成体系，放进战争环境，却显得极不切实际。
1947年印度独立后，教派冲突迅速加剧。甘地没有沉浸在政治胜利中，而是奔走于加尔各答、诺阿াখ利等地，试图制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报复。他用绝食施压，希望地方社会停止杀戮。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新德里前往祈祷会途中，被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南度蓝姆·高德西枪击。甘地当时78岁，尚未迎来79岁生日。高德西后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甘地遇刺则使印度社会陷入巨大震动。
甘地的遗体按照遗愿在次日火化，地点位于新德里亚穆纳河附近。大批民众参加送葬，现场秩序十分混乱，但所谓许多妇女跳入火中殉葬的说法，缺乏可靠史料支持，不应当作为事实传播。
一面是“圣雄”的称呼，一面是备受争议的私人修行；一面是反殖民斗争的组织者，一面是劝中国放弃武力抵抗的思想家。甘地留下的并不是一幅单色画像，而是一组彼此冲突、又真实存在的历史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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